每次经济数据一有压力，总有人出来说要发钱的事儿，有人说应该一人发一万块让他们消费，有人说一人应该最少发五万块，等等等等，经常是一个数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吸引眼球。
但是问到钱从哪儿出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中央政府应该加杠杆，扩大赤字上限。*仿佛中央政府加杠杆是个万能的箩筐，什么事情只要中央政府一加杠杆，事情就能好起来。
中央政府加的杠杆借的钱，不管利息多低期限多长，总归将来是要还的。
谁来还，怎么还？
如果是给企业加税来还，那不就是从企业头上扣一笔钱给所有人发钱？那为啥不给企业减税，这样至少相当于给这个企业定向发钱了？
如果是给个人加税来还，那不是从某些人头上扣钱给所有人发钱？那为啥不给个人直接减税，那这样至少相当于给个人定向发钱了？
为什么一定是从一批人头上扣钱给另外一批人发钱呢？从谁头上扣？凭什么？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中央政府借的钱将来不准备还，准备一直滚下去。但是只要没有借债还钱这个约束，能借一万亿就能借十万亿，能借十万亿就能借一百万亿。财政纪律还要不要了？还是说直接印成金圆券也无所谓？
我们还是先假设财政纪律还是要有的，借的这个钱是要还的。那将来不是企业出钱就是个人出钱，因为企业也是有股东的，企业的股东出钱，归根结底还是个人出钱。（当然，国有控股企业是个例外，不能简单归结到某个人头上，但这个问题要只是给国有企业加税以应对赤字扩大，那直接让国有企业多上交利润就完了，用得着折腾这么一大圈么？）
再往下推结论也就很简单了。如果是直接给所有人平均的发钱，那么将来要承担还钱任务的人群A，和现在要领钱的人群B，就不可能是一个人群。本质上，是一个跨越了时间维度以后，人群B找人群A要钱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人群A加税而人群B减税的一次性动作。
这种动作长期来看会有用么？
我们看过无数大凉山扶贫的报道和文章，为什么大凉山扶贫那么难？因为只要“贫”不想被扶，你是扶不起来的。你给了仔猪让养猪，人家直接把仔猪杀了吃了；你直接给了慰问金，人家直接买酒喝或者赌掉了。在这种背景下，你给发多少钱有用么？
你不激发被帮扶的人自己想要通过学习、通过劳动改变命运的愿望，塞多少钱下去都只能是短期昙花一现而不真正改变命运，甚至你给钱给多了之后被帮扶对象彻底躺下了，反正我什么都不用干你也得让我“不贫困”，我“脱贫”不是我的目标，而是你的目标，那我还努力啥呢？既然你的目标就应该是你努力而不是我努力。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是不努力一定很轻松啊~
前苏联解体的时候，不也把企业所有权证券化分下去了？那最初拿到企业股份的人，现在还有多少持有那些证券呢？不都很快被寡头用各种方式集中到了自己的手里？廉价出卖这些证券的人，最多也就是换回了吃几顿面包的钱？平均分配了一次以后，贫富差距缩小了么？应该是更大了吧。
那假设我们给所有人一次性的发一万块钱，三个月或者半年以后，这一万块钱会怎么流转呢？
先不说在发钱的过程中可能会滋生的各种腐败，导致很多地方到领钱的人自己手里，只剩下了五千块甚至一千块，负责发钱的人拥有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你可能会看到很多“死人领钱”“虚拟人领钱”的骚操作。我们就假设这些钱顺利的发到了每个人手里，更大的可能性是不是经过了三个月或者半年的资金流转，这些钱又集中到了现在最有钱的那批人手里？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更大了？
逻辑很简单啊，只要发展体系和分配体制不改变，过去一两年资金是怎么流动的，你再来一笔钱，资金还是这么个流动法啊。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你挖了一条渠，这次往这个渠里面倒了一桶水，这桶水流到了远处的一个池塘里，下游池塘里面水太多了而渠的上游还是干的。现在你想让渠的上游有水能种地，你的选择会是往这个渠里面再倒一桶水么？只要渠还是这个渠，池塘还是这个池塘，坡度还是这个坡度，你别说倒一桶水，你就是再倒一百桶水，水还是会流到那个池塘里，而且那个池塘里水只会越来越多。你浇水的那一瞬间，上游可能稍微溅了那么两滴缓解了一下干旱，但是长期来看，你倒的水越多，上下游水量不平衡的情况只会是更严重。
而且一旦开了无差别发钱的这个先例，一定会产生一个人群，下次只要钱不够花了，就出来大声喊：我又没钱了！得发钱，这次得发更多的钱！一万不够发五万，五万不够发十万。然后发出去更多的钱，需要有能力交税的企业或者个人在将来交更多的税来还，最后，本质上不就相当于要把有能力交税的那些企业或者个人所得税率继续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么？
想象一下把个人所得税率或者企业所得税率提到99%会发生什么情况？
这不就又回到了计划经济那个年代么？不管干多少，最后都是这么多个工分。躺在地上的拿100块，干的吐血的拿101块，这还怎么激发那些有意愿，有能力去劳动和创造价值的人呢？本质上改革开放，就是一个通过“降税”来激发人民群众劳动意愿，然后通过劳动意愿带动劳动效率提升的过程。我们不能开倒车。
有些智慧是不能丢的。
比如说医院的挂号费，就那么三块五块，你说一个大夫的看病价值就值这么三块五块么？那既然要做好事，为什么不把这三块五块的挂号费也免了呢？
因为真把这挂号费免了，真想看病的人就看不到病了。反正不要钱，一定是一大堆其实身体没多大毛病，但是他觉得自己有很多毛病，又不用上班的老头老太太挤满了医院，每天在那儿待着让大夫看，真正有病的急着看病的被塞在这堆人里，反而得不到有效的医疗资源配置。
上海的消费券发的就很聪明，最大的消费券是消费满1000减300块，也就是说你最少自己要出700块钱才能把这300块钱用掉。先不说这个700对300的比例是不是合理，但是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保证消费券落在有最大消费意愿的人手里。
中央的政策也说的很明确，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过程中的比例。这在某种意义上也相当于否认了直接发钱的可能性：你原来劳动赚100，现在我可以想办法通过调整分配比例给你120，给你150，或者以工代赈，强行创造劳动岗位。但是你不参与劳动的想直接拿钱，那不行。
从中期来看，要让原来没水的地方有水，浇水是不行的，一定要想办法改变水的流向才行。但是这个改变水的流向，不能是直接把原来水池子里面的水直接暴力抽走，因为一旦开始暴力抽水，那以后就不会有人再想办法囤水了，因为你今天能抽这个池子，明天就能抽那个池子---这是尊重财产所有权的意义。
从长期来看，要让原来没水的也能从事生产，更可靠的是技术进步和提升劳动生产率，让没水的地方更少水也能种地，也能成为有用的良田。
但是无论如何，短期化的直接再灌几桶水都是很糟糕的选择。这只会让富者更富，贫者更懒。这也是决策者的懒政：短期见效最快，长期后遗症最大。
这些道理你说那些专家不明白么？我觉得是明白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还是要喊直接发钱呢？因为钱是从“公地”往外发，而不是从他们兜里往外发。如果政策改成给这些提议的专家加税、给其他人发钱，他可能马上就不同意了。就像欧洲那个时候投票愿意不愿意接受难民，基本上答案都是——如果难民不安排在我家里那我就同意，难民如果安排在我家里那我就不同意。用别人的钱去讨好自己的观众，那是谁都会干而且谁都乐意干的。
另外，讲一句题外话：其实提升劳动要素在分配中的比例，同时也提升技术、知识产权等要素在分配中的比例，实际上对资本在分配中的比例是不利的。因为总数就100%，没有道理说别的几个要素比例都提升了，资本要素的比例也提升了，那总数就超过100%了。
在资本要素分配比例下降的情况下，如果还要保持效率随着社会发展同步提高，那就只有更大程度上利用资本的规模效应，“降本增效”。这势必会催生金融机构巨头，以平摊刚性运营成本和必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这对小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都是巨大的压力。未来若干年里金融机构的“大鱼吃小鱼”，小机构的不断出清以及金融从业人员的不断离场基本上已经是可以预见的。该怎么做，不能再明说，但是其实已经很清晰了。
最后再重复一下观点：
不该直接给所有人发钱，因为这看起来公平，但是本质上是一个对尚有劳动意愿的企业家或者个人加税的过程；
改革开放的成功在于通过实质性的“减税”过程激发了某些群体的劳动意愿，通过劳动意愿的提升带动了劳动效率的提升，我们现在依然应该“减税”而非“加税”。
当前的困境实际上是由于分配体制固化造成的，再往已经固化的分配体制里面灌水，结果依然会跟现状没有本质差别。无差别撒钱实际上是一种资源浪费，长期来看只会让问题更严重。
要改变的是这个固化的分配体制，二次改革需要的是结构性的减税，钱要减到有能力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人群手中。
如果让我拍脑袋，降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比例上限可能比直接发钱更有效一些，因为至少这些机构和这些人，在当前情况下，才是更有意愿和能力去投资和消费的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