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代际传递是社会经济学意义上的一个名词，是指贫困一旦开始，除非有外部干预，否则就很可能一直传递下去，子女在成年以后重复父母的遭遇，英文叫做“Cycle of poverty”----贫困的循环。
贫困的代际传递只是一个结果，更麻烦的是形成贫困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都在家庭的代际之间持续传递，后来者始终无法挣脱。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接受教育的匮乏、三观的错误形成、资源不够导致试错成本较低、下一代对事物的认知不够、很难理解和接触主流社会等等。如果不打破这些因素，贫困循环就很难打破，即便你通过外力强行给一笔钱让他们暂时看起来摆脱了贫困，但是助推的外力一旦消失，这些家庭就很可能迅速“返贫”：因为形成贫困的原因并没有消失。
以前写过一句有点极端的话：穷人家的孩子最大的麻烦不是缺钱，而是他们那些从来不知道怎么才能创造财富和累积财富的父母。如果中产阶级家的孩子走入社会算是一张白纸，从0开始的话，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可能是要从坑里的负值开始。他们要有足够的能力对抗掉原生家庭的错误观念，在此基础上还有余力的话，才能用更强大的力量推动自己走到正确的道路上面去----这个过程中他们还不可避免的要一直维持和输出巨大的能量来对抗原生家庭的持续干扰。
起步接受的教育本来就不够，家里给的物质支持也不够，三观形成过程中接受到的正确引导也也不够，假设每一步都只有别人的50%，50%三次连成下来本来就只剩下了12.5%，还要用这12.5%可怜的有效资源去对抗原生家庭的干扰，不就是天然的需要“以一敌十”的情形？更不用说如果孩子的竞争对手这几项都不是1，而是2甚至更高的5或者10，那起步就是1打1000或者1打10000，这对穷人家的孩子而言无异于天崩开局。
所以唐僧在写育儿理念的一些文章的时候，经常对某些类型的父母“口出恶言”：让有某些恶劣习惯的父母少插手少干预----你自己过得这么差已经证明了你没有过好日子的能力，你就不要把你那些糟糕习惯再强行灌输给孩子了，这样好歹你们家孩子还是从0起步不用负值起步。
但是很多父母就是从来不相信自己干预的越多，反面效果就越强。可换个角度你就好理解了：你认为在你们公司里面有没有那种“二傻子领导”，他指挥的越多参与的越多，你的工作就越难办？有没有可能对于某些父母来说，你在家庭里面就在充当这个“二傻子领导”角色呢？
我以前写过一个我家里真实的小故事，被同事发表在了他的公众号上，今天我把这个故事再重新手打一下发出来，想提炼的就提炼一下，不想提炼的纯当个坊间八卦看看。
冯家当年在当地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家族，祖上光绪年间在太原创办了山西省公立中学堂，也就是现在太原五中（不要脸一点说所有太原五中的毕业生都得算我家门生？）的前身，并担任了首任校长，解放前在省内也一直有票号，药店等生意，一度生意做的不小家境也颇富裕。
但到解放的时候，由于曾祖父沾染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家道已经中落，祖宅大院和田地基本上都被变卖一空，所以在划分阶级的时候被划分成了破产地主。这个划分的好处是在特殊年代里面并没有受到什么大的斗争，但是不好的是1976年我爸高中毕业的时候这个身份也注定了他不可能被推荐去读大学。
由于那个时候没有高考，摆在我爸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要么务农，要么参军。
他二话没说选择了参军，一是因为当时经济条件差，参军好歹能够保证吃饱。二是农村种地的条件实在是太苦了，参军的话还有可能通过提干的方式“农转非”彻底离开农村。当时我爸去的部队是驻地在邢台的27军某部，团长就是著名的国防部长秦基伟的儿子秦卫江（军长怒砸石家庄黑店故事的主人公）。
当兵的三年里，我爸努力的从一个1米6的小胖子训练成了“优秀射手”，并且在别的兵都在闲暇时间休息吹水的时候，努力学英语努力学数学努力刷题，自学考取了当时电视大学的本科文凭，曲线完成了自己的“大学梦。”由于写的一手好字而且文笔很好，我爸还经常去干部处帮忙，某苏姓干事对他印象相当不错。
但是好日子过得很快，三年服役期满以后马上就面临退伍，退伍前提干过程中出了一点小意外导致原本口头承诺给我爸的提干名额“花落了别家”，如果不能提干直接退伍的话回农村就又只剩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的一条路（那个时候得农民真的是太苦了）。想留在部队，就只有提干一条路，于是我爸就只能硬着头皮去找当年还比较熟悉的苏干事，看能不能死马当作活马医，最后再挣扎一下留在部队。
但是那个时候苏干事已经调任别处了，当时电话没有那么方便，也没有其他联系方式。绝望之余我爸只好给打听来的苏干事调任去的地址写了一封信，大意就是希望自己能留在部队，实在不想回农村了，希望苏干事能够帮个忙：结果是很显然的石沉大海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又熬了一段时间以后退伍期将近，依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的我爸已经要接受现实收拾行李回家种地了。就在此时，团里突然收到了军部干部处下发的一份文件，大意是“全军一共培养了28（数字不重要，记不清楚了）个大学生，这些大学生都是我们部队将来的宝贵文化人才，一个都不许直接退伍，全部提干留用”。
借着这纸救命的文件，我爸顺利留在了部队，后来以炮兵的身份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拿了个人三等功，并在1995年以一个还不算小的中层军官身份转业回地方被安排进了工商银行在当地的支行，一直干到退休。
这段故事是后来我跟我爸一起喝酒的时候他讲的，说实话我并不能保证细节的准确性，但是大意我基本上是都描述清楚了。虽然现在的他讲这个故事讲的云淡风轻，但是其实我能感受到他当年在等待命运审判时候的焦灼、纠结、痛苦不甘和绝望。
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最应该感激的是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的那位“苏干事”，他无疑是欣赏和愿意帮助我爸的，但是他没有采取最庸俗的“找人说情”的方式，而是用“办公事”的方式留下了全军培养的全部28个年轻的大学生。于公于私，我都认为他是个有大智慧的人。
没有他（无疑一定是他）推动的那纸公文，那么我不会借着我爸的身份从农村走向小县城，在我们老家那个县城享受到了还不错的“市重点初中”“省重点高中”的教育水平，然后一路考到清华，再一路走到今天。我可能也只是在种田或者酿醋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业工作者而已，没有平台和起点，我的努力可能会有用，但是也可能用处不多。
但是你再想我爸在这个故事里面的努力和一点一点的积累的作用呢？别人在休息的时候他在练字帮忙写材料；别人在休息的时候他在看书学习准备考试；我能想象他在做这些当时被其他士兵看起来是“无用功”的事情的时候他要多有耐心多有远见多有决心才能在三年里面把这些事情坚持下去。也就是靠他坚持拿下的那个现在看起来毫不值钱的本科文凭，“苏干事”后来的帮忙才有条件。这使得我后来一直相信----自助者天助之。
还有一个故事是我之前没写过的关于我妈的，没有我爸的这么曲折，但是也差不多。我妈在初中毕业以后没有高中上，中间甚至已经都离开山西，到她的舅舅所在的四川乐山当了接近一年的住家保姆，然后又辗转回山西老家去务农种地，如果她那个时候认命了，这样下去她到今天无非也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农民阿姨而已。
但是她当时坚定的跟我姥爷说我实在不想种地了，种地的苦和读书的苦我选择吃读书的苦，我一定要读书。所以我姥爷（我姥爷可是正儿八经的三代贫农）用了他所有能找到的关系，托人把我妈送到了十几公里以外的另外一所高中去上学。
我妈去到那个高中的时候别人甚至都已经学了一个学期了，她只能以插班生的身份从头学起，但是这没有妨碍努力而聪明的她在几年以后考入了山西的大同医专（专科），毕业以后回到我们老家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妇产科大夫，一干就是40年。这40年里她依然也没有停下来学习的步伐，后来靠自学专升本，靠自学英语去考高级职称……
又因为我妈跟我二叔是高中同班同学，于是我父母的时间线就在历史的某一刻那么神奇的交汇了……
讲这两个看起来跟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故事，是因为我认为其实我的爸爸妈妈在本质上他们属于同一类人：聪明、勤奋且要强。并且他们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非常坚决的抓住了命运给的一丝机会，甚至可能是唯一一丝机会，改变了自己原本的命运线。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各自努力，我从出生开始，到小学初中高中，才能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的平台，我才得以“窥见”更大的世界。
我一直受益于他们给我的这些东西：不是金钱，而是那些相信努力可以改变命运的信仰。2007年的时候我知道作为一个小县城的“小镇做题家”想要去从事“金融”这样一个那么吃家庭吃资源的工作是多难，但是我也的确像我的父母一样认真的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最苦，但是实际上最需要坚持和耐心的一条路，并且一直走到今天。客观的说，我像我的父母一样，也在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每个阶段，从地产公司到第一家私募基金，到两家证券公司到现在的私募基金，在每一家都遇到了愿意在我人生路上助推我一把的“贵人”---我从未跟他们有任何金钱上的交往，但是总有“贵人”每次都出手帮助了我。
其中一位券商老领导在送我离职的时候，我问老领导说您过去几年为什么一直在工作上照顾我帮助我，仅仅是因为我是你招的么？老领导沉默了一下说：因为你让我看到了年轻时候的我自己，自助者天助之。
这是第三个故事。
得益于中国社会的整体快速普遍发展，到贫穷已经被基本消灭的今天，普通人的确是可以不用在为吃饱穿暖发愁了，但是想要“逆天改命”实现阶级跃迁的难度依然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学历贬值了，光靠你让孩子多读书上个好大学，一代人的努力就想做到这点已经不可能了。阶级跃迁往往需要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共同奋斗，这不是一场短跑，甚至不是一场长跑，而是一场马拉松，还是接力赛。
我们都要打起精神来面对这场艰难的接力赛，努力不是总有用，机会也不是总有，看起来似乎躺平退赛才最轻松。但是为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下一代，总得去试试不是？如果总有人要去试试，为什么不能是我呢？
自助者天助之，为人父母要相信这句话，并且得从自己做起，才有可能---虽然也只是可能---打破所谓的“贫困代际传递”。
与读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