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说一下美团、社保、生育和劳动生产率。为什么把这几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放在一起，是因为这几个本质上是一个问题：我们将来要怎么发展，靠什么发展？
之前在评论区也看到有读者问：你一个干金融的为什么老要关心发展？是不是金融圈战狼？
我的答案是：如果未来靠什么发展的问题不清晰不明朗，干投资的人是永远没有盈利主线的。作为一个真正的深度价值投资者，应该深知所有在投资领域赚的钱，无论是创投、股权、股票、债券还是商品，本质上都是经济发展的钱。经济发展的好，干金融的人赚钱就容易点；在经济发展减速甚至停滞的背景下，所有盈利的来源就都只能变成了交易，换个更直白一点的语言叫做：怎么把别人兜里钱掏到自己兜里。等到只能靠交易赚钱的时候，这种存量博弈永远都是很残酷很血腥，不是一般人能够参与得了的。我不爱赚交易的钱，不喜欢割韭菜，所以就更关心长期发展的问题。经济发展的顺利就是金融人的安身立命之本。
所有投资者入市第一课就应该是是判断好入市的大背景，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宏观周期里面的什么位置进入这个市场的。战略配置上的失误永远无法靠战术展开的优秀弥补。
言归正传，先说美团：
几年前中概互联网都在顶峰的时候，有一次我路演的时候跟客户交流：我个人认为美团的外卖业务模式是潜在政策风险很大的，不一定能够按照现在的模式和成本做持续经营假设。
原因我也说了：美团“实质上雇佣了”几百万年轻人，至少是占用了他们的劳动时间，而且这几百万年轻人大概率都是适龄男性，但是在“劳务”而非“雇佣”的框架下没有给他们交社保。不交社保在短时间内是在不提升买方成本的基础上账面提升这些骑手的收入的，所以会促使外卖业务“供需两旺”，迅速扩大市场份额，并且基于“外卖”业务的刚需流量，在此基础上展开其他业务---这实质上是个补贴。
但是你拉长周期看，这几百万骑手总归是要老的，老了以后要不要给他们养老？到时候你说这些骑手当年都没交过社保，我不能给你养老，那这几百万老头生活没有保障，不得出社会问题？你能跟这几百万老头讲道理么？我估计到时候不管他们交没交社保，政府肯定还是得出钱给他们养老的。但他们当年的确没有交过社保，那不是妥妥的相当于跨时间周期的政府补贴业务？----政府用未来的钱补贴美团现在的外卖业务。更不用说这批人到时候说不定还得上网去吵吵“凭什么别人社保一个月多少钱，而我为什么只能有这么点钱”了。
如果三十年后，政府还是不得不掏钱来给现在没交社保的那些骑手养老的话，那其实就得算一下，政府未来一年大概要投入多少补贴（未来的支出要贴现到现在），而企业现在创造了多少利税（同样的当期和未来的都算）？如果1000亿补贴只能创造500亿利税的话，那美团本质上妥妥的就是吃政府补贴的社会公益性企业----政府补贴本质上被美团、骑手、以及用餐者分掉了，而社会总福利是损失的。
在资本市场里，主要盈利是靠政府补贴的企业什么估值？互联网企业是什么估值？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但是实际情况就是企鹅已经离股价最高点只剩20%了，而美团还在股价最高点的脚脖子上挣扎。
这种事情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好，不用死抠那点法律文本，非要去辩经什么是雇佣什么是劳务，毕竟法律从出台的那一瞬间就已经过时了，法律是不可能前瞻性预判到将来要出现的现实情况的。
其次从美团这个话题就会延伸到最近更热的社保话题：各地开始要求严格征收社保，甚至有些地方开始“矫枉过正”，用了一些擦边手段搞出来一些负面舆情。
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三个字没钱了。有钱的时候各地政府现顾及发展，对有些擦边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正常，但是钱少的时候需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更要“开源节流”。那让之前没交社保的那些人把社保交起来，把某些“隐形补贴”收回，我觉得这就是个正常人能想到的思路。
前几年特殊时期的时候，我就在朋友圈里喊过：饭不是从锅里出来的，现在提前透支的每一分钱将来都是要还的，这一定是会影响每一个人的。群里还有很多人嘲笑我表示不信，那今天再回来看呢？所以“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看到财政紧张的时候就知道这些事情就是迟早要发生的，就应该早点为这些事情做准备。很多人面对事情不撞南墙不回头也就罢了，有些人甚至等到南墙都拍到脸上了还不知道回头。
关于社保本身，唐僧也是两个结论：
一，不管是不是主动反内卷系列政策的一部分，这肯定客观上是对低毛利企业的一次被动出清。竞争格局上有利于大企业，对之前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中小企业肯定是不利的。但是在总量上未必有损失，只是财富在全社会体系内部的一些再分配而已：政策只是选择了从谁手里拿钱，把钱给谁。目前看下来是听话的孩子有糖吃，交钱的孩子不吃亏这么个简单的逻辑，落实到具体执行层面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调整，但是社保征收全覆盖的大趋势应该不会改----谁贴的起这个钱呢？
二，社保不分三六九等按照一个水平领是不可能的，多交的多得这个原则是不管是谁喊破天都绝对不能动的，不然大家都想办法只交下限，征管成本会进一步提高。甚至可以想象现在喊的最大声要求全拉平的群体一定是当年没交或者交的少的群体。能够被探讨的只能是下限定多少，什么人划分到什么等级里面去，每个等级分别按照什么规则领等操作层面的技术问题。
社保本身核心是托底功能，首要任务保证每个人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后至少有饭吃不会出社会问题，同时也是再分配的一次过程。但是毕竟还没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光靠社保就让所有退休人员过上好日子，生产力发展水平必然是没到不可能实现的，要不也就不需要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以及自主储蓄等其他手段了。
社保的具体设计环节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相结合，同时兼顾平衡公平和效率的。但既然是再分配就肯定还是要考虑地域差异，历史差异等因素，这才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直接大锅饭全拉平只会造成更多的衍生问题，
但短期让没交社保的都开始交社保“开源节流”，实际上也并不真正解决长期问题，只是给真正解决长期问题赢得时间。社保真正的危机不是短期的一次性投入能解决的，如果是一次性投入能解决的话，最差情况一咬牙一笔“特别国债”也就把事儿办了，这就不是个事儿了。
社保真正的压力还是在于长期人口下降的压力，以及科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能不能对冲掉劳动人口下降的问题。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彻底解决社保问题的长期思路就又回到了两个手段上：要么加速科技发展，用硅基生命进行劳动力替代；要么用尽各种手段把人口生育率拉上来。
科技发展的问题本文里就不再提了，看唐僧文章看的久的读者都知道我是一个“科技至上主义者”，没有什么是靠科技发展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那就是科技发展还不到位还不够先进不够普及不够便宜。举个极端点的例子：如果哪一天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到了极限，人造子宫已经非常成熟了，每个人只需要出一个细胞，10个月之后就能收获一个婴儿，女性不用再承担怀孕、生育、哺乳的风险，甚至单身男士如果有意愿也可以决定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而不用承担“一夫多妻”的道德风险以及财产分割的现实问题，生育还是个问题么？
如果科技能够再发展到婴儿生出来以后后续的医疗、教育等都能够靠低成本的标准化体系覆盖，那会不会有更多人，甚至单身者决定要生一个，或者“多生”一个孩子呢？说白了年轻人现在选择不生孩子，还不是生育孩子要投入的成本过高而受益太低么？大多数事情拆到背后都是个经济学----换成你你生一个孩子，养他到18岁，供他上完大学，再帮他找媳妇买房子。结果最后他要么考不上大学，要么大学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要不找到工作找不到老婆，结果最后这个娃对父母连句好话都不会说，甚至连情绪价值都回收不了一点......这么一个纯只有成本没有任何收益的事情你干么？
科技的问题跳过不谈，只谈生育率的问题。
实际上某种意义上保护女性权益，肯定是跟女性是生育主体肯定是挂钩的，所以越是生育率不理想的国家，女性地位越高（当然你也可以反向理解为女性地位越高的国家生育率越是不理想），唐僧觉得生育率不理想一定是各种女权思想诞生的原因之一：生育不也是个经济问题么？那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不就行了？所以全社会希望通过提高女性地位，让女性获得高“社会地位收益”和“女性福利”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生育付出”意愿，加入到生育群体当中来。
但是已经有意见和观点指出（卢诗翰文）：按照摸过的韩国的石头，提升“未生育”女性的权益不如提升“已生育女性”的权益。因为前一段通过提升女性福利来提升女性生育意愿的方式逻辑上有一个缺陷：提升女性福利的措施是针对全体女性的，但并不是所有女性享受了这个福利以后都会提升生育意愿。到最后变成提升了生育意愿，实施了生育行为的那部分女性，为不愿意生育的部分女性谋取了更大的福利，这在总福利上是有损耗的。
关于这个观点唐僧的确没有研究过，但是似乎跟之前本人文章里面写的：极端女权实际上对“真女权”也是一种剥削在意思上有相通之处，单纯从公司KPI考核的角度上类类比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举个例子，你是一个公司的产品销售负责人，你怎么给你下面的20个销售发年终奖？你会因为希望整个销售团队努力干活而先把整个销售团队的底薪提上去么？你会因为希望有某几个销售有“销售意愿”就发奖金么？作为一个正常的管理者肯定是给已经干出来的人发奖金，而不是给“有可能干出来”的人发奖金，否则发着发着对“没干出来的”就变成“养寇自重”了：只要我一直不销售，你就得一直优待我。对“已经干出来的”也是一种不公平，活都是干的单子都是我开的，蛋糕总量一共就这么大，凭什么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分钱，还是一起分我赚的钱啊？
至于由于男性在生育这件事情上面，生理上付出的确不够多，所以我倒是认为在买房、家庭经济负担、彩礼等方面的有些客观要求，本质上就是供需自动平衡的结果，没什么好抱怨的。更多的男性的意见在于不是自己不应该付出，而是付出了以后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而已。
所以现在有的地方有些部门，在招聘某些岗位，提供某些福利的时候，已经生育的妈妈优先，二胎妈妈三胎妈妈额外加分是有道理的；再延伸一下二胎家庭三胎家庭优先享受买房、摇车牌等福利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不是因为有可能衍生出更多的社会和法律问题，唐僧甚至觉得税率挂钩孩子数依次递减都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可能会动摇所得税向富人多收税的根基）。
总之，在生育这件事情上面，应该把对“潜在生育群体”的优惠按照结果导向的思维，更加精准的投放到正在生育和已经生育的人群当中去，所有未生育和不计划生育人群应该为此提供转移支付，而不应该有不计划生育人群混在里面骗吃骗喝------写到这里突然觉得万斯副总统关于“无孩爱猫女”的描述还真是精准。
最后讲一下长期发展。劳动产出的三要素里面，生育率的问题就是劳动人口的问题已经说过了，再跳过劳动时长不讲，中国人的劳动时长已经够长了没有也不该有什么提升空间了，现在要想的是怎么在降低劳动时长的前提下不降低整个社会的总产出，还要再想着提高劳动时长就显得有点没人性了。不过这个大结论下依然有群体和个体的差异，某些个体混在群体里面用低劳动时长在享受整体的高福利，这种应该更加精准的把他们清理出去：某些无用的事业编、协会、食利阶层等等......
最后一个因素是劳动生产率，这个也是唐僧一直呼吁的应该下大力气提升的。除了科技因素影响劳动生产率以外，市场的大小也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我的产品只能卖给1亿人，和能卖给全世界80亿人，劳动生产率能一样么？
所以打破国内地域壁垒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一定能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但是不是只有14亿人的统一大市场就够了？能不能把这个统一大市场建设到东盟，建设到中亚，形成更大的潜在市场，多那么10亿人甚至更多人口的潜在市场出来（一带一路）？
但是现在不是企业不愿意出去，也有企业已经勇敢的出去“筚路蓝缕”的在参与这个更大的同意大市场的建设了。但是客观的说，东南亚和中亚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等跟国内肯定是没法比的，更不用说东南亚某些国家现在在国人心里已经变成了“电诈天堂”，甚至有人就盯着中国人和中国企业敲诈，这个问题企业和个人层面再积极再勇敢，也是解决不了的。如果把文化环境、法律环境、营商环境也看成是一个基础设施，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只能是依靠“顶层设计”来完成。
国内现在一方面是社保不够财政收入来源不够，一方面又多出来几百万壮劳力只能送外卖开滴滴，那这些人又为什么只能在国内“内卷”，而不能以某种形式进行劳动力输出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脑洞开大一点，允许有资质的企业设立安保公司，协助走出去的企业和个人带刀经商？
这样新增就业岗位也有了，社保收入来源财政收入来源也有了，走出去的企业和个人要的更安全的“基础设施”也有了，提升劳动生产率要的更大的统一大市场有了。这些人出去以后跟当地人如果婚配，生的下一代就算父母一方是中国公民，那孩子也算中国公民，潜在的新增人口也有了。
一举几得，何乐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