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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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超预测”吗？复杂性科学告诉我们，很难，甚至连基本的预测都无法做到。但是， 菲利普·泰洛克和丹·加德纳在他们合著的《超预测》中却提出“能够”。
实际上，作者并非不知道预测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即使是专家对于预测也非易事。当专家试图预测更长时间之后的事情时，准确性就会下降，水平与掷飞镖的黑猩猩差不了多少。很显然，在一个复杂性系统里，可预测性存在难于逾越的局限性。判断预测正确与否比通常人们所想象的要困难许多。
许多人可能认为，专家最善于预测。但其实有两组从统计学角度可以区分的真假专家：第一组没能超过随机猜测，他们的长期预测甚至“出色”地输给了黑猩猩。第二组战胜了黑猩猩。一组专家的结果强于另一组，其决定因素在于他们如何思考。一组专家倾向于围绕大理念来组织思想，另一组则由更加注重实际的专家组成。作者将大理念型专家叫作“刺猬”，而将更注重兼容并蓄的专家叫作“狐狸”。狐狸更能够打败刺猬。之所以狐狸能赢，是因为他为求安全而在预测时给出60%或70%的概率，而刺猬则大胆地报出90%或100%的概率。狐狸的胜利，是吻合度和意志的双重胜利，他们具有真正的远见卓识，这是刺猬不具备的。
多人集体预测的结果在准确性上通常强于小组普通成员的预测，而且经常准确性惊人。狐狸能够集合各种视角，运用多种分析方案，从多个来源挖掘信息。然后，他们整合信息，形成一个结论。总而言之，他们汇聚智慧。他们也许是独立工作的个体，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大体上与高尔顿的“群体”没有分别。他们整合不同视角及包含在其中的信息。唯一真正的区别是，整个过程只发生在一个大脑中。
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对于预测这样的问题采取的方式是，通过分解问题，区分已知和未知信息。费米以预测准确著称。他很少处理甚至完全不处理信息，经常进行一些粗略的计算，然后得出某个数值。随后的评估表明，他的结果准确性非常高。
其中的诀窍从外部视角开始，而不是从内部视角开始。如果直接从内部视角开始，很可能达不到效果，会被一种称为“锚定效应”的基本心理学概念所限制。预测时，往往从某个数字开始，然后对它进行调整，这个初始数字被称为“锚”。因为它貌似很重要，通常不会对其进行调整，这意味着错误的锚很容易产生错误的预测。更糟的是，我们极易选择错误的锚。所以，一开始就考虑内部视角的预测者面临的风险是被一个也许意义不大甚至毫无意义的数字所影响。但如果从外部视角入手，其分析就会从有意义的锚开始。更多的锚赋予其明显优势。
要做到对内部视角进行合理分析，应该有针对性、有目标，因为这是调查，不是闲庭信步。可以对这些基本要素分别展开研究，寻找正反两方面的证据，了解它们的真实程度，进而推断出该假设为真的可能性有多大。确定了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并且使假设与反面假设二者相结合，这还不是终点，而是好的开始。
超级预测家会不断寻找其他视角，整合到自己的视角中。要求人们假设他们的初始判断是错误的，然后认真思考错误原因，接着做出新的判断，产生第二次预测，并与第一次相结合，仅仅做到这几点，就能大幅提高准确性，使得第二次预测就像是其他人的成果。此外，要求人们在几个星期之后再进行第二次预测，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这种方法以“群体的智慧”这个概念为基础，被称为“内心的群体”。
超级预测家通常会思考再三，甚至有时进行深度分析前的热身，被叫做“蜻蜓式预测”：①考虑与自己观念相悖的论据；②关注与你意见不同的人，比关注与你意见相同的人更有用；③改变想法是软弱的表现；④直觉是制定决策最好的指引；⑤坚定信念，即便是不利证据出现在你的面前，也要始终不渝，这一点很重要。对超级预测家而言，观念是要接受对假设的检验。
科学家都会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谈论概率。他们喜欢不确定性，至少接受它，因为在关于现实世界的科学模型中，确定性是虚幻的。若一切都不确定，是或否表示的是确定性，必须去掉。唯一保留的设定是“也许”。“也许”必须再细分为不同程度的可能性。使用模糊的字眼，如“很可能”或“不大可能”，会产生危险的歧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学家才会偏好数字。这些数字应该在预测者掌控能力范围内进行合理的细分，比如可以是10%、20%、30%……或者10%、15%、20%……或者10%、11%、12%……细分程度越高越好，但颗粒度必须体现实际的差别，这意味着，预测概率为11%的结果实际发生频率确实比12%的结果低1%，比10%的结果高1%。这种复杂的意识设定是概率思维的基础。
评估不确定性是一项棘手的工作。为了完成这项工作，要利用哲学家提出的对“可认知的”不确定性和“偶然遇到的”不确定性的区分方法。所谓可认知的不确定性，指的是现在还不知道但至少理论上可知的不确定性。而偶然遇到的不确定性，指的是不仅现在不知道，而且是不可知的。预测者越倾向于命中注定思想，其预测的准确率就越低。或者，从正相关关系来说，预测者越支持概率思维，准确率越高。预测不同于彩票。彩票买了，没中，扔掉，继续买，直到中大奖。而预测是建立在现有信息基础上的判断，如果信息发生改变，预测也要相应地变动。
那么，如何将这种颗粒度的“超预测”应用于“黑天鹅的世界”？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纳西姆·塔勒布将自己对不确定性和概率的思考写成了三本产生重大影响的书，使得“黑天鹅”这个词成语成为常用词汇。黑天鹅形容某个事件远远超出经验所能理解的范围，我们甚至无法想象，直到有一天它真的发生了。但是，塔勒布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意想不到的事情。黑天鹅必须是影响深远的。事实上，塔勒布坚持认为黑天鹅事件决定了历史进程，并且只有它做到了。历史和人类社会不是匍匐向前的，而是“跳跃式发展”。重要的事情无法预测，能够预测的事情不重要。
菲利普·泰洛克曾经与塔勒布合作撰写文章，共同讨论问题。虽然如此，泰洛克看到了塔勒布显露出来的错误的二元对立思想：一方面说“如果采用我的方法，预测是可行的”，另一方面又认为“预测只是空谈”。塔勒布对“黑天鹅”的定义是偶然性非常大的事件。如果这样定义，许多被视为黑天鹅的事件其实只是“灰天鹅”。从定义上看，“可能性非常小”的事件几乎永远不会发生。如果我们将“可能性非常小”设定为1%、0.1%或者0.0001%的概率，也许需要数十年、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才能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如果这些事件不仅可能性非常小，而且具有深远影响，那么难度还要成倍增大。很显然，历史并非仅有黑天鹅事件决定。历史有时确实是跳跃性发展，但也有匍匐前进的时候，缓慢的、渐进的变化可能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投资领域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维诺德·科斯拉是太阳微系统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硅谷风险投资家。他也追随纳西姆·塔勒布。自从投资了变化无常的科技界以来，科斯拉见证了无数失败的预测。他知道自己不可能预测下一个重大事件，所以广撒渔网，到处投资。他的设想是，大多数投资都会失败，但只要有机会找到一家或两家杰出的新创公司，就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收获谷歌那种规模的回报。大多数人对此不感兴趣，因为他们错误地理解了这种投资方式。科斯拉说，“有趣的是，人们不喜欢失败概率为90%的投资组合，但是喜欢有10%的机会改变世界的投资组合。”这就是黑天鹅投资，在成为作家之前塔勒布非常成功的交易方式与此类似。但这不是唯一的投资方式。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是，通过更加准确的预测击败竞争对手。例如，当他人判断某事件发生概率只有60%时，你能更加准确判断出概率应为68%。这是最优秀的扑克牌玩家的方法。这样做，成功的次数更多，但回报额偏少，财富积累速度较慢。这种策略既不优于也不劣于黑天鹅投资，仅仅是方法不同。
比尔·米勒指出，经济实在是太复杂了以至于无法预测，靠与经济预测或市场预测保持一致，将永远不会增加你的证券投资的价值。股票市场由上千万的人组成，他们同时做出几十亿个决策，而股市就是对这些决策累计行为的反应。所有决策都是独立于他人做出的。每个人对市场的看法都是片面的，但都基于相同的信息。当所有这些能因彼此相互作用时，一个市场就形成了。
在复杂适应性系统里，我们无法仅依照个别能因的调查而对市场的未来进行预测，因为总体的力量比部分之和要大得多。由于市场上的所有能因都彼此呼应，一个价格趋势就形成了。正是这个趋势带领人们进行各种预测。比如，某种股票在某一交易区间内将会下挫，这一趋势诱使交易者重复买和卖的格局。在某点上一些没有被认清的行为方面的小小变化悄悄地、慢慢地潜入市场，最终一个关键的时刻来临了。
这种变化好像一个沙堆，它是由经缓慢但却稳定的沙漏逐渐形成的。每堆沙子就像一个单独的能因，作为个体它们并不重要，但它们与其他沙堆一起形成累计效果。一旦这些沙堆堆到某一关键点，整个系统就失去平衡，其结果如冰雪崩塌。投资者总是打保票地认为某种股票或某个市场从整体上将回落到平均线，它将跟随某种可预测的定数格局走，但平均线是不稳定的，它基于成百万投资者的不同预测的决策之上，而这些投资者又根据其他决策不断调整自己的决策，所以平均线总是在不断移动。“你认为市场只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状态，但市场是非线性的、复杂的、适应性的，所以只有当市场突然停止运作时，你的系统才管用。”比尔·米勒如是说。
巴菲特集中全力研究的正是公司格局，而不是几百万投资者的不可预测的行为格局。巴菲特说，我一直觉得受基本原理的支配来估算权重，要比受心理学的支配来估算投票容易得多。因此，巴菲特将继续忽略政治和经济预测。巴菲特指出，30年前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越南战争的扩张、物价与工资调控、两大石油危机、一位总统辞职、苏联解体、道琼斯指数一天跌破508点，以及国库券的收益率在2.8%于17.4%之间波动。没有预先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并不能阻止巴菲特取得过人的投资业绩。“所有这些巨磅炸弹级的事件都没有在本·格雷厄姆的投资原则中留下任何痕迹，它们对低价购买良好企业也没有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假若我们让这些不可知的恐惧拖住手脚或改变资金的使用，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要付出的代价。”
由此，我意识到，在复杂性系统里预测极为不易。我不知道，通过更仔细地考虑各种可能性，这种不可预测性可以被消除多少。或许菲利普·泰洛克颗粒度的“超预测”具有指导启发的意义，但是对于我显然是一项无比艰难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