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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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大繁荣》是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了19世纪生产率在少数几个西方国家的快速和持续的增长，以及随之为这些国家带来的兴盛。那么《活力》则是分析了领跑世界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西方诸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创新速度显著下降的原因，这些分析暗含了现代价值观的兴起和衰落。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埃德蒙·菲尔普斯教授。他是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经济增长理论。
在《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一书中，菲尔普斯教授联合几位经济学家，聚焦创新在经济可持续增长中的核心地位，认为TFP（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下降源于众多的普通经济社会活动参与者所推动的局部改善的“自主创新”的“活力”减少，而非科学家和实验室研究人员的创新活动的减少。这种发达国家万众创新的活力减少是由在这些国家打破传统、乐于冒险、勇于面对不确定性的现代价值观的削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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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不同，菲尔普斯教授认为，大多数创新并不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企业家所带来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的，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和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庶民的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
但是，标准经济学认为，真正的经济增长来自一个由完全或主要是外生的技术进步驱动的像机器一样的经济体，这种增长被定义为TFP的增长，TFP是由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加权平均得到的。他们所谓的“技术进步”并没有用于预测的模型，因此也无法从物质或非物质的方面解释这样的发展。然而，一个变化中的世界需要我们去做这样的解释：历史证据和最新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世纪在几个国家接连出现的长期繁荣，以及直至20世纪末几个国家接连发生的长期停滞。无论是对于繁荣还是停滞，主流理论都没有提供任何解释，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败。
经济增长动力并不是企业家或科学家，普通人也有能力产生原创性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中有很多也可能具有商业应用价值。菲尔普斯对此的精彩论断是：“如果人类拥有如此非凡的天赋，那么整个社会只要有意愿，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允许和鼓励新想法的产生的经济，从而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在这一点上，菲尔普斯与熊彼特有着显著的区别。熊彼特过度重视企业家的作用。实际上，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熊彼特式创新，在高创新水平的国家，创新大部分都是自主的，它来自在该国经济中的工作数量众多的普通人创造和创新的能力。而现有的内生增长理论在本质上则缺失人类可能性的关键维度，正如标准理论所缺失的一样。
经济历史学家华尔特·罗斯托在其《经济增长过程》中发现，经济增长总是时断时续的，而偶尔出现的爆发式增长常常会被逆转，直到19世纪，才实现了“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阶段，比如1815年前后的英国和美国，1870年前后的德国和法国。而积极复制经过了这些“领先经济体”市场检验的新工艺和新产品的国家，比如荷兰和意大利，也见证了本国增长率的提升。
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在其《现代的诞生：世界社会1815~1830》一书中，向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人类群像。这些人的原创和无畏精神是兴起于英国的现代生活的显著特征，这种的生活方式在美国和欧洲大陆也略有体现。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具有一定的天赋，但都有着普通的而非特殊的背景。约翰逊发现了非常重要的问题。
菲尔普斯对这种现代生活提供了一种解释：它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它为何重要。他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一种影响了整个英国和美国的新的态度：走自己的路，抓住自己的机遇，以及如大作家狄更斯所说的，掌握自己的人生。正是这种新的精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活力。商人可能会抓住没人注意的或被短视的机遇，以更好的方式生产已有的产品或制造出销路更好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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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兰西银行收集的数据表明，19501970年TFP在美国增长较快，在法国和意大利增长非常快，但在19701990年增速同时大幅下降，继而在美国和英国恢复了前期的快速增长，而在法国，尤其是意大利，则进一步放缓。如果回顾更长的历史时期，可以得到另一个视角，根据法兰西银行的估计，在几乎整个20世纪经济处于领先地位的几个大国——英、美、德、法诸国的TFP的增长在19902013年均显著变缓，在19701990年进一步放缓，甚至低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9191939年和19501970年两个时期。到2005~2006年后已接近零增长。过去10年的结果甚至比大萧条还要令人担心，因为它们显示了在每一个发达经济体内部创新总量的枯竭。
实证结果也显示了创新的下降。在早期，英国曾是全球TFP领导者，但是美国成功赶上并在20世纪30年代取代了英国的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有更多元的创新领导者出现。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只靠追随别人而成为领导者，对数据的任何理论和实战检验都需要允许多个世界创新中心的存在。
菲尔普斯注意到，在这些地区的旧工业中，创新似乎大面积消失了——其消失的幅度如此巨大，以致加上新的高科技行业惊人的创新成果也没能挽回总体的衰落趋势。可以想象，这些地区投资和就业的下降是由创新结构的变化引起的，而不是创新的衰落导致的。有一系列病态行为在美国都有着极高的水平：自杀、阿片成瘾、抑郁和肥胖。因此，有理由认为，这些症状在所研究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活力下降造成的，而活力下降源自推动活力上升的价值观遭到普遍削弱。这些遭受了自主创新衰落和从领先经济中复制的创新减少的西方国家，正苦于活力的不足和由此带来的创新的衰退。
创新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衡量标准，现有的所有备选指标都有其利弊，具体由研究背景而定。菲尔普斯提出的一项研究议程，旨在探索其中的一个指标，即TFP跨国和跨时的发展中动态及空间依赖，以研究在IT革命的影响之下，创新动态是如何在国家层面发生变化的。TFP作为生产率衡量指标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代表了增长回归的扰动项，因此它只是创新估计的一个模糊上限，同时它涵盖了各种形式的创新。
考虑到IT创新的特殊属性，TFP增长可能并不能完全解释生产率增长。有争论表明，现有的指标可能低估了效率和个人效用的增长。简略回顾美国各主要行业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累计生产率增长率，菲尔普斯发现生产率增长在各行业间的分布极不平衡。其中IT行业是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无可争议的创新领导者，这体现在它的高生产率增长上。IT部门在IT革命时期的生产率增长超过了12倍。这样的高增长使美国其他任何产业的生产率增长都变得不值一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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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美国的总生产率没有随着IT行业的创新和生产率大幅提高而实现更大幅度的提升？菲尔普斯考虑一个两部门经济。首先是一个传统的成熟部门，它的行业特征是高市场集中度、低创新率和低生产率增长率。第二个部门被称为“IT部门”，具有新兴的年轻和创新行业的属性。该部门的特征是非常高的创新和生产率增长，以及高竞争水平。
菲尔普斯最终目标是描述这样一个经济体稳态及其在IT部门巨大创新冲击下的发展动态。20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初的互联网繁荣是这类冲击的一个例子。该模型所描述的主要动态机制包括创新与相对价格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竞争部门的创新冲击会对经济产生两种影响：一个是直接影响，在受影响的部门提升生产率、提高工资和吸引更多劳动力；一个是间接影响，通过价格发生作用。
在菲尔普斯的模型设定中，传统部门占主导地位的公司可能会在某些条件下通过滥用市场势力，以高价格加成的形式使它们的产品维持相对较高的要价。因此，相对这些有一定基础的成熟部门，创新可能会拉低年轻的新兴部门的产品价格。其含义是创新企业面临着向下的收入流，而它们真实劳动成本却上升。于是劳动报酬被压低，工人们从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到低生产率部门。与此同时，创新部门的较低利润会阻碍创新的实现。在原始价格下，这些创新本就是利润微薄的。
在菲尔普斯看来，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创新在总量水平上的严重损失——来自硅谷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只是暂缓了这种损失。研究表明，这一不足的更多是因自主创新在长期以来被视为“领先经济体”的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缺失，而不是由科学发现驱动的外生创新的减少。
由此产生的动态对经济的发展前景至关重要。在可能的最糟糕情形下，相对价格下降和创新下降的恶性循环要到投资和制造产品部门的创新率下降到与成熟部门相等的低水平时才会停止。在菲尔普斯模型的框架中，一个强创新冲击的初始效应无疑会立即压低劳动报酬。在真实世界中，摩擦可能会平滑冲击的影响，使劳动报酬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或逐渐下降。其导致的经济新稳态如何，需要通过对模型进行公式求解才能作出判断。所以，菲尔普斯认为，很难将IT革命时期看作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高峰。
尽管菲尔普斯不认为IT革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高峰，但像谷歌、苹果、亚马逊等科技巨擘依然带领道琼斯指数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一些传统部门的明星因创新精神的枯竭，加上其他各种因素的阻碍，如今或裹足不前或日趋没落。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充满活力的高质量发展是何等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