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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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约瑟夫·熊彼特在80年前提出“创造性毁灭”这个著名词汇后，“创造性破坏”就逐步深入人心。但是，真正开始对于创造性破坏进行阐释，却是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于1987年创建的“熊彼特增长范式”。该范式运用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这一概念。所谓创造性破坏是指新的创新淘汰现有技术的过程。为研究这个主题，阿吉翁教授花费了长达35年的时间，最终形成了《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一书。他采用了经济思想史中创造性破坏过程筛选出了最能经受时间考验的模型与范式。在我看来，阿吉翁教授不仅发展了创造性破坏的理论，而且也形成了很有远见的技术哲学。而后者可以与复杂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的《技术的本质》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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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命肇始于18世纪70年代，因为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触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遂形成了第一次重大技术革新浪潮。这场革命始于英国与法国，然后扩展至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电力的发明则启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其黄金时代在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托马斯·爱迪生于1879年发明电灯泡以及维尔纳·冯·西门子于1866年发明发电机。罗伯特·戈登把这次技术浪潮称作“一波巨浪”，它从相反方向跨越大西洋，最早在20世纪30年代兴起于美国，到二战后扩展至其他工业化国家。最后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始于英特尔公司的工程师费德里克·法金、马西安·霍夫与斯坦·马泽尔在1969年发明的微处理器。
创造性破坏是这样一个过程：新的创新涌现让现有技术变得过时；新的企业加入与现有企业展开竞争；新的工作岗位与生产活动出现，取代现有的岗位与活动。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保证其不息的更新和繁衍，但同时也带来了必须妥善调节规制的风险与动荡。只有从创造性破坏的视角出发，才能探究经济增长之谜。
对于创造性破坏，布莱恩·阿瑟最喜欢举的例子是，汽车的出现，使得马车、马鞭、马鞍、铁匠，还有驿马邮递都随之销声匿迹了，而石油化工业、交通建设、汽车旅馆，快餐店以及城郊则应运而生。同样的，今天的智能手机不仅部分取代了相机，还可以用作GPS定位仪、录像机、电子图书、音频阅读机、闹钟、互联网浏览器、计算器和录音机等。
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又被称为“熊彼特范式”，它源自熊彼特最重要的理念：创造性破坏——新的创新让以往的创新变得过时，增长皆来自创新。创造性破坏不仅是一个概念，而且是有形且可测量的现实。测算创造性破坏的方法是深入观察新企业的生命周期，从进入、成长到退出市场。仅仅在2005年，新创企业，即成立不足一年的企业，创造的净新增就业就占全美国的142%。
最年轻的企业在净就业增长方面强于成立已久的企业。每一代新创企业都会创造大量新就业岗位；由于其中许多企业会在成立不久后消失，很多岗位也随之被摧毁；但在这一达尔文式演化淘汰过程中幸存的企业则会继续创造就业并发展壮大。我们由此可以勾画出熊彼特式企业家的形象：他们有很大的失败概率，但如果存活则将迎来显著的增长。研究也显示，创新密度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递减。企业规模越扩张，创新概率就越低。与较大的企业相比，小企业推出的创新还更为激进，影响更深远。
经济起飞的奇迹与多种因素有关，它们的结合造就了自19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财富累积，而其中的技术因素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罗伯特·索洛所说的，实现持续增长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使机器的质量或者说其生产率得到改进。技术革命与能产生某种“通用技术”的根本性创新，这种技术将改变整个经济面貌。通用技术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它们会催生大量的次级创新浪潮；第二，这些技术会逐渐得到改进，使用户成本随时间下降；第三，这些技术将无处不在，扩散到经济生活中的所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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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次级创新都是让通用技术适应特定部门的需要。例如，生产装配线就是电力革命应用于汽车制造业的一种次级创新，在线购物则是信息技术革命应用于商业服务业的一种次级创新。这些次级创新改进了企业生产工艺，提高了它们的生产率，因而成为长期增长的源泉。新通用技术对旧通用技术的取代只能逐渐推进。新通用技术的推广表现为S形曲线：初期缓慢推进，然后快速扩散，最终达到平台期。但是在某种情形下，社会甚至永远不会转型采用新技术的最优利用方式，因为没有出现次级创新，或者人们并不普遍接受。最具说服力的一个案例就是传统键盘的绝对支配地位。
旧通用技术向新通用技术转型会强化创造性破坏过程。新通用技术的出现将伴随着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如果以证券交易所的新上市企业市值与股市总市值的百分比来衡量企业进入状况，我们就会看到：在电力与信息技术的推广期，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流量都出现上涨，或者说创造性破坏趋于加速。
再看自动化技术。所谓的自动化技术被定义为，在预先编制好指令或设定好程序后，既能相对自主地实现运转的电动机械设备。一家工厂的自动化程度在当前提升1个百分点，会使两年后的就业提高0.2%, 10年后的就业提高0.4%。自动化会导致销售额增加，消费价格下降，因此它促进的生产率收益被员工、消费者和企业等各方面分享。自动化水平较高的企业有更高的生产率，使它们的产品能比竞争对手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价值，从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自动化使生产过程变得现代化，让企业更具竞争力，从而赢得市场，这就是生产率效应。
推动生产力增长和技术进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技术模仿借鉴每个产业领域的先进经验，或者说模仿现有的技术前沿实践；另一种是在前沿上创新，让已经处于前沿的企业突破自身，因为它没有可以模仿的对象。20世纪10年代早期，亨利·福特意识到电力可以做到蒸汽动力无法实现的两样事情：利用电缆传输能源以及使发动机小型化。这些次级创新改变了世界。自此之后，直接由电缆提供动力的机器在布局上完全可以彼此独立。于是，福特得以取消动力轴，根据各种机器在生产过程中的任务顺序安排其位置：装配线由此诞生，并极大地提升了生产率。
这就是现实经济中两种类型的企业：一类是靠近所在产业技术前沿的企业，它们的生产率接近该产业的最高水平；另一类是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它们的生产率远低于所在产业的最高水平。靠近前沿的企业就是“最佳实践”的企业，在创新前就充满活力，利润丰厚。而远离前沿、活力不佳的企业利润较低，甚至为零，它们会通过创新追赶前沿企业。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为了超越竞争而更多地创新，远离前沿的企业则会受到竞争的打击。随着竞争程度加剧，靠近前沿的企业创新增加，而远离前沿的企业创新减少。
竞争对创新和增长的总体影响表现为倒U型曲线，这一曲线是综合效应的结果，既包含竞争对靠近领先位置的前沿企业创新的正面效应，也包含对远离前沿的落后企业的负面效应。
当初期竞争力度较弱时，位居前沿之下的企业有较强的动力追赶前沿，因为如果赶上，它们的利润将显著增加。于是，初期远离前沿的大多数企业将很快变成前沿企业。由此导致当我们在某个时点观察整体经济的时候，会发现大多数企业属于前沿企业。前沿企业的创新对竞争加剧有积极反应。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较低程度的竞争，那么随着竞争加剧，会给整个经济的创新带来正面促进，因为“超越竞争”效应平均来说将占据主导地位。
当初期竞争程度较强时，高度的竞争将刺激前沿企业，以压倒竞争对手以进行“超越竞争”。于是，技术前沿将迅速推进，把大多数企业甩到前沿后面。因此当我们观察整体经济的时候，会发现大多数企业远远落后于前沿企业。但我们知道，远离前沿的企业的创新对竞争加剧有消极反应。所以，当出发点的竞争较强时，加剧竞争会给整个经济的创新带来负面影响，原因是打击效应平均来说将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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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汹涌澎湃。信息技术革命不仅改善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还持久并显著地提高了思想创意的生产技术。与信息技术浪潮相伴的全球化通过市场规模效应极大地提升了创新的潜在收益，同时通过竞争效应加重了不创新的潜在损失。
摩尔定律预测计算机芯片上包含晶体管数量每两年左右就可以翻番，对应的年增长率约为35%。摩尔定律并非来自科学的论证推导，而是从半导体产业的观察数据中推测得出，自1970年以来始终保持着相当稳健的发展态势。每个芯片上包含的晶体管数量持续增加，使芯片性能得以稳定改进，其指标是每秒钟能完成的操作任务的次数。由于芯片是计算机、机器人和智能手机的核心，它们的性能改进也就意味着这些产品的品质提升。
摄影市场同样提供了绝好的案例。2000年，全球共拍摄了约800亿张照片。但智能手机的引入改变了整个版图：2015年拍照的数量增长了20倍，达到1.6万亿张。而与此同时，拍摄一张照片的边际成本从大约50美分下降到近乎为零。胶卷与相机的销量大跌，相片冲洗业务也大受影响，因为今天人们拍摄的照片通常用于分享而非出售，在本质上变成了非市场产品。摄影活动并没有消失。事实上，如今的相机性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好。
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迭代，多个经济部门的产业集中度与利润出现上升，领先企业与落后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在扩大。在每个产业中，领先企业开展创新，落后企业追赶。落后企业必须首先追上领先企业，才能考虑超越对方。然而，落后企业要追赶领先者变得越来越困难。原因之一是领先企业越来越善于阻止其累积的知识传播出去，例如通过防御性质的专利。于是，领先企业更愿意投资于创新以巩固其相对于落后企业的技术优势，使后者愈发不可能追赶自己，其结果就是领先企业与落后企业之间的平均差距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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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超级明星企业积累了难以复制的社会资本与技术诀窍，或者发展出了强大的网络。例如，星巴克和沃尔玛这些企业采用的商业模式和物流程序都非常难以复制，更难以超越。超级明星企业的效率比其他企业更高，它们从经营范围扩展中获得的利润增幅也超过其他企业。因此，超级明星企业的业务扩张将导致竞争对手的市场损失。在短期内，信息技术革命会让超级明星企业控制经济体中更高比例的产业，从而提升生产率增速。
但是从长期看，信息技术革命可能给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因为超级明星企业给其他普通企业造成了打击。超级明星企业一旦掌握某个产品线，其他企业对此就不会再有创新动力，原因是为击败超级明星企业，普通企业将不得不大幅下调价格而牺牲创新。所以，随着超级明星企业控制的产品线类型增加，普通企业日益缺乏创新激励。由于绝大多数企业是普通企业，最终结果就是信息技术革命造成超级明星企业掌握的产品线类型增加，而整体经济的长期创新与增长却随之受损。
所有的企业都可以在技术追赶与前沿创新之间做出选择。落后企业远离技术前沿，追赶是增长的主要源泉，因为当它们采用追赶策略时，有巨大的技术进步空间。与之相反，前沿企业起初本来就比较靠近产业前沿，此时前沿创新就成为增长的主要源泉，因为这些企业的技术追赶空间很小。
如果一个企业距离如今的技术前沿足够远，最大化增长策略就是追赶策略；而如果一个企业足够靠近如今的技术前沿，最大化增长策略则是创新策略。落后企业在模仿或采纳前沿技术时，取得的技术前沿越大，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后发优势”。而前沿企业的创新伴随着比模仿借鉴更多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新观念的探索带有风险，而且需要让未获成功者加快退出，以便给潜在创新者打通道路。简而言之，竞争加剧会使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加强创新，以超越竞争。相反，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则会受竞争加剧的打击。如果一家企业在跨过任何门槛值后就马上停止创新，则很可能失去刚刚获得的市场，换言之，竞争对手的性价比稍有提高就会让战局反转。
虽然今天的发明家相比工业化时代初期更容易找到投资，但却极少有企业能产生真正的创造性破坏。导致这些发现与创造的基础研究通常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途中荆棘密布，因为发明是在探索未知的领域，因此最具破坏性的项目，往往是由新加入者推进的。这些新加入的风险资本追求有强劲增长和创新潜力的新企业，在投资中扮演决定性角色。
近年来，凯瑟琳·伍德掌舵的方舟投资就是一个典范。伍德执着于“创造性破坏”，不断诠释“创造性破坏”的内涵，看到了未来世界的变化以及支撑股市上涨的动力。她认为，虽然未来5年银行、能源、交通运输、医疗保健等各大行业的广泛领域将因技术变革而面临重大冲击，导致许多员工离职、工人流离失所，并造成经济成长停滞、通货膨胀增长和股市指数低于预期，但它反而为活跃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选择具有创新能力的赢家，这些赢家将会继续推动市值增长。或许只有如此，才能给投资者带来一块新乐园、一盏照亮未来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