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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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穷查理宝典》第四章中，查理·芒格的第九讲是在2003年10月3日在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经济学系题为《论学院派经济学：考虑跨学科的需求之后的优点和缺点》。在这次演讲中，芒格整合了许多他从前讲过的思想，然后将其糅合成一种连贯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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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学院派”原指受过正规而系统的训练且满足于对世界的认识而不太关心改造世界的学院或学术团体中的人物，他们相信绝对真理，将自己脱离于现实问题之外。经济学最早就是在学院中衍生出来的，故称“学院派经济学”。这门学科自诞生起便不同凡响，它成为了软科学中的皇后，比其他软科学更出色。然而，芒格认为经济学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做得不够好。
虽然芒格说他从未上过一节经济学课，但他拥有两种特殊的经验，让他获得一些有用的经济洞察力：一种经验来自伯克希尔哈撒韦，另一种则来自他个人的教育经历。当巴菲特接管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时候，其公司的市值大约是1,000万美元。40多年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市值达到了1,000亿美元，增长了1万倍。由于多年以来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业绩持续增长，很少有投资失误的例子，这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觉得巴菲特和芒格可能在微观经济学方面有一些独到的看法。
一位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很长的时间内是如此解释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成功：他认为伯克希尔哈撒韦能够在投资上打败市场，是由于一个运气西格玛，因为在他看来，除了靠运气，没有人能够打败市场。西格玛(即希腊字母σ)是用来描述任一过程参数的平均值的分布或离散程度。这种僵化的有效市场理论在各个经济学院非常流行，学生学到的理论是没有人能够打败市场。接下来，这位教授又引入了第二个西格玛、第三个西格玛、第四个西格玛，到最后，他总共用到了六个运气西格玛。于是，他得出了结论：“仍然是六个西格玛，但那是六个技艺西格玛。”
确实，过去许多年来，一旦谈及“成功”的议题，总是将其归入“幸存者偏差”之列。实际上，如果依据“安娜·卡列尼娜定律”——成功的公司都是相似的，失败的公司各有各的不同——那么成功必然总有它的基本共性。芒格从来都不会接受所谓的“幸存者偏差”一说。他认为伯克希尔哈撒韦能取得巨大的成功，是追求基本道德和健全常识的结果。伯克希尔哈撒韦从来都不曾留意僵化的有效市场教条，也从来都不曾留意从这些思想派生出来的荒谬理论。但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却不断地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就直接鼓舞了芒格。
芒格说他受过的正统教育不多，而他性格中的独特性最终让他拥有了一些优势。他从小就拥有一个多学科的大脑，他总是四面八方寻找那些真正有用的思想。他天生喜欢追根究底，如果遇到难题，那是常见的事情，他就会努力去摸索。如果失败了，就先把它放在一边，然后再回头来对付它。他花了整整20年才搞清楚邪教如何招揽教众以及这种方法为什么会有效。但大学的心理学到现在还没搞清楚，所以芒格认为他走在了它们的前面。芒格回顾二战时，他也曾经服役。期间他学习了物理学，掌握了硬学科中基本的全归因治学方法。全归因是指对他人或自己行为原因的推论过程，即观察者对他人的行为过程或自己的行为过程所进行的因果解释和推论。
依照全归因的治学方法，就必须领悟所有更加基础的学科的所有重要思想，因为只有掌握最基础的知识和原理，才能够清楚地解释问题。而且，要永远承认所用的基础知识来自哪个学科：比如，当使用物理学时，要清楚自己是在使用物理学；当使用生物学时，要清楚自己是在使用生物学。芒格很早就明白这种治学方法能够让思想变得有条理。硬科学领域就是严格遵守这种治学方法的。芒格以物理学中的玻尔兹曼常数来说明这个问题。发现玻尔兹曼常数的人并不是路德维希·玻尔兹曼，但为什么玻尔兹曼常数要以玻尔兹曼命名？因为玻尔兹曼使用更为基础的物理学知识，以更为基础的方法得出这个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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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芒格看来，学院派经济学第一个明显的优点是它生逢其时、生逢其地。许多学科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获得好名声的。学院派经济学是在最近两百年各种技术发展和文明制度推动的成功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学院派经济学第二个明显的优点是它从一开始就吸引了软科学领域最优秀的人才。它总是比其他软学科更加强调跨学科研究，从其他学科吸取所需的养分。在格里高利·曼昆撰写的教材中，这位经济学家从其他学科吸取所需养分的本领已经非常高明了。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在《公地悲剧》中引入了一只“邪恶的无形之脚”，足以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相提并论。曼昆吸取了哈丁的理论和其他有用的知识并写入教材。这种做法是很正确的。
不仅如此，学院派经济学从很早的时候就吸引到人类历史上一些最杰出的作家。亚当·斯密是极其出色的思想家和极其出色的作家，乃至在他的那个时代，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直截了当地声明，德国人没有像亚当·斯密那么厉害。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伏尔泰则声称，法国甚至没有人可以拿来与亚当·斯密比较。所以，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拥有一些非常伟大的学者和一些非常伟大的作家。这样的伟大人物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保罗·克鲁格曼。凯恩斯就不必说了。芒格认为克鲁格曼足以跻身当今最优秀的杂文家之列。他们的巨大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学科范畴，这在其他学科中是很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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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济学也存在它的缺陷。其中的缺陷都是由一个大的整体缺陷派生出来的。虽然芒格指出了它的九个缺陷，但我们聚焦于前六个缺陷。
①封闭性
由于致命的自闭导致“铁锤人综合症”，通常会引起经济学家过度强调某些可以量化的因素。怀特海曾经指出，学科各自孤立的情况是致命的，每个教授甚至并不了解其他学科的思维模型，将其他学科和他自己的学科融会贯通就更别提了。因为“铁锤人综合症”，每个人都会（a）过度强调那些有相关数据的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它们让人们有机会使用在高等学府学来的统计学技巧，并且（b）不把那些可能更加重要，但没有相关数据的因素考虑在内。芒格说，这是他终生试图避开的错误，他从来不后悔自己这么做。
著名的遗传和胚胎学家托马斯·摩根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时，使用了一种非常有趣、非常极端的办法，以免犯下错误——过度强调那些被测量因素的重要性，而低估那些无法被测量因素的重要性。摩根在生物系禁止使用弗莱登计算器。他说：“我就像一个在1849年的萨克门托河边寻找黄金的人。虽然才智有限，但我能够弯腰捡起大金块。只要能够捡起大金块，我就不会让我系里的人浪费稀缺的资源，用矿金开采的方法寻找金子。”这是摩根终生奉行的宗旨。芒格对此得到的启示是，在生活中，我们无需矿金开采，也能取得惊人的成就。
②没有采用硬科学基本的全归因治学方法
曼昆研究经济学的方式的错误在于，他吸收了其它学科的知识，但却没有指出这些知识的来源。如果不指出知识的来源，那就像经营企业时使用了一种糟糕的文档归类方法，这会削弱个人的能力，无法做最好的自己。
曼昆十分聪明，虽然他的方法不完善，但还是做得很出色。他取得的进展比其他任何教科书作者都大。但要是采用了硬学科的治学方法，那么他能够变得更加出色。芒格给曼昆这种借鉴其他学科知识却不指明出处的方法起了个名字，称为“拿来主义”或者“吉卜林主义”。曼昆使用的只是拿来主义，这比不拿好得多。但它比吸取所有学科的精华、指出借鉴内容的来源并尽可能化繁为简地使用所有知识的方法差得多。
③“物理学妒忌”
这个名词源自精神分析学的创立者西格蒙德·弗罗伊德，指的是以单一思维看问题的方式。以物理学思维的人，在看待任何问题时，希望用一个标准化模型来解释或解决问题，执着于追求精确性，就像用一个万有引力公式或用一个相对论公式就可以解释宏观世界一样。这种思维的极端性认为世上一切问题似乎都可以用一个公式或标准模型去解决。
采用有效市场理论教条是物理学妒忌给经济学造成的恶果之一。有效市场理论认为，任何公司购买它自己的股票都是不正确的。按照这样理论的说法，股票的价格是完全有效的，不可能有便宜的股票。芒格举例，麦肯锡有个合伙人曾任《华盛顿邮报》的顾问。当时《华盛顿邮报》股票价格特别低，就连大猩猩也能算出来每股价格只有其价值的1/5。但他对自己在商学院学到的理论深信不疑，认为《华盛顿邮报》不该购买它自己的股票。幸运的是，沃伦·巴菲特当年是《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成员。他说服董事会回购了超过一半的流通股，这给剩下的股东带来了超过10亿美元的财富。所以，至少有一个地方曾经很快地干掉这种错误的学术理论。
芒格认为经济学家要是多关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莎朗·斯通，本应可以做得更好。要经济学家关注爱因斯坦比较容易理解，因为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一切应该尽可能简单，但不能过于简单。”这句话有点同义反复，但是非常有用。而要经济学家关注莎朗·斯通就难以理解了。莎朗·斯通是美国著名女演员。有人曾经问她是否有过物理学妒忌之类的烦恼。她回答说，绝对没有，我自己有的东西已经让我够烦恼的了。
经济学中追求可靠的、精确的公式之倾向，被芒格指为“虚假的精确”。如果在经济学这么复杂的系统中试图得到虚假的精确，那么引起的错误最终就会比那个不称职的麦肯锡合伙人在担任《华盛顿邮报》顾问时所犯的错误还要糟糕。既然是虚假的，就不必是精确的。经济学应该模仿物理学的基本治学方法，但永远不应该追求像物理学公式那样准确的理论。
④太过强调宏观经济学，而对微观经济学的重视程度不高
芒格为了让我们领略微观经济学的魅力，举了两个例子来解决两个微观经济学的问题。
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在堪萨斯市开了一家家具和电器商店。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开这家店时，世界上最大的家具和电器商店也是它开的，它每年销售3.5亿美元的产品。而这家开在一个陌生城市的新商店则刷新了这个纪录，每年销售额高达5亿美元。从营业的那天起，3200个停车位总是满的。那么，为什么这家新商店迅速获得成功？其销售额比全世界其他家具和电器商店都要高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是一家廉价商店而不是高价商店。第一，在陌生城市开设一家高价商店不会马上获得成功，那需要时间。第二，如果它每年流转的家具高达5亿美元，那么它肯定是一家硕大无朋的商店，因为家具的体积都庞大。大型商店的特点是提供大量的选择。那为什么以前没人开过这样的商店，而轮到它来当第一家。因为开这么大的商店需要一大笔钱，所以以前没人开过。因此，我们很快就知道的，只要懂得一些基本道理，这些看起来很难的微观经济学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
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是，中西部地区有一家名叫勒斯·施瓦伯轮胎连锁店，过去50年来，它慢慢取得了成功，开始崭露头角，能够与大公司的直营店相互竞争。这些大公司包括固特异、西尔斯、好市多和山姆会员店。尽管有这么多竞争对手，施瓦伯每年的销售额还是达到几亿美元。施瓦伯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成就？肯定做了许多正确的事情。而在他所做的这些正确的事情里，必定拥有曼昆所说的那种激励机制带来的超级力量来驱动它的员工，有一套很好的员工选择系统，并且善于做广告。日本人的轮胎生意做得那么成功，他肯定是率先出售日本轮胎的，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必须做对很多事情，并用良好的制度来保证不会犯错。但是，这种特殊的成功背后还有其他原因吗？
芒格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会利用大脑里的搜索引擎，核对检查清单，进行正面思考和逆向思考，运用某些在大量系统中都非常有用的近似运算法则原理——极度的成功很可能是由下面这些因素共同造成的：
（a）将一到两个因素最大化或者最小化。例如好市多或者伯克希尔哈撒韦家具和电器商店。也就是，取胜的系统在最大化或者最小化一个或几个变量上走到近乎荒谬的极端。
（b）增加一些成功的因素，以便取得更大的成效，这种成效的提高通常是非线性的，让人想起有关临界点或者物理学中的临界物质的理论。结果通常是非线性的。并且，只要再增加一点点物质，就能够得到一种超级临界效应。
（c）将几个优点发挥的淋漓尽致。例如，丰田或者勒斯·施瓦伯。
（d）顺应某些重大潮流。例如，甲骨文。
⑤经济学的综合太少
经济学不但没有综合传统经济学之外的知识，也没有综合经济学内部的知识。芒格曾向商学院的学生提出一个问题：供给和需求曲线表明，在一般情况下，当提高商品的价格，这种商品的销量就会下降，而当降低价格，销量就会上升。现在，芒格要求学生举几个例子，说明要是想提高销量，正确的做法是提高价格。50个学生中竟然只有一个人举出一个例子，而且还不是芒格欣赏的答案。对此，芒格认为这个问题有四类答案：
（a）奢侈品。提高价格能够改善奢侈品的炫耀功能。因为消费者往往认为价格高等于质量好，这有时也能促进销量的增加。
（b）非奢侈品。消费者看到价格更高的商品，往往不是认为它卖贵了，而是认为更高的价格意味着更好的质量。这种办法对那些耐用性的工业品尤为适用。
（c）提高价格，把额外的利润以合法的方式用于改善产品的性能或者改善销售系统。
（d）提高价格，把额外的利润以非法或者不道德的方式来促进销售，比如通过贿赂交易经纪人或者其他对终端消费者有害的做法。这个答案芒格最喜欢，但他从来没有听到。
芒格的朋友比尔·伯尔豪斯就是这么做的。伯尔豪斯曾任贝克曼仪器公司的老总，那家公司生产的是一种复杂的产品，这种产品如果运转失灵，就会给顾客带来重大损失。他的产品虽然比其他公司的产品更好，但是销售情况很糟糕。他发现原因在于这种产品的售价太低了，这促使人们认为它是一种劣质的产品。所以他就把价格提高了大约20%，销量就立刻上去了。
芒格认为，人们很少去综合地思考经济学问题，哪怕是受过高等教育。这是因为那些教授本身就没有掌握综合能力，接受的不是一种综合教育。与综合相关的有趣问题涉及经济学中两个最著名的范例：一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一是亚当·斯密的“图钉工厂”。前者是自发的结果，后者是人为的设计。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是有益的，哪怕其中一个国家制造的产品比另一个国家便宜得多。图钉工厂是亚当·斯密观察到的现象。那家图钉工厂只有10个人，却每天能生产48,000颗图钉，因为它实行了专门化的劳动分工。如果每个工人要独自完成制造图钉的所有工序，那么他每天只能制造20颗图钉，整个工厂总产量每天只有200颗图钉。但由于实行专门化劳动分工，就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代表了经济发展的方向。
比较优势原理和图钉工厂之间有着相互影响吗？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现代经济体系统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芒格举了一个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的例子。伯克希尔哈撒韦当年曾拥有一家信贷公司，这家信贷公司贷款给一家酒店。而那个酒店附近的治安状况很差，因此没有人敢到这家酒店住。这就遇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经济学问题，一个微观经济学问题。后来有人愿意把酒店的停车场改建为高尔夫球推杆练习场，愿意花20万美元来装修酒店，并通过贷款高价把它买下来。原来他的业务是用飞机把一些老年人送过来，让他们住在机场附近，然后用大巴将他们送到迪斯尼乐园和其他地方，再把他们接回酒店。因此他不关乎周围的环境有多糟糕，因为围墙内可以满足客人的所有需求。他们只需早上坐大巴出发，傍晚再回来就可以了。因此他们不需要停车场，需要的是高尔夫球推杆练习场。于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很快和他做成了这笔生意，收回了贷款，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这就是一个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和图钉工厂发生相互影响的例子。那个人设计用来娱乐老年人的奇怪系统纯粹是图钉工厂式的，而找到这个拥有这种方案的人则纯粹是李嘉图式的。所以，这些事情发生了相互影响。
⑥对心理学的极度无知及其造成的负面后果
这也是由于对跨学科研究不够重视造成的。芒格假设在拉斯维加斯一个赌场里有50台标准老虎机，它们的外表和功能都是相同的。但其中有一台老虎机，无论把它摆在哪里，它所赢的硬币总是比其他机器多50%。那么，这台赢更多的钱的机器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芒格给出的答案是，这台机器的特别之处在于，人们利用现代的电子技术，使这台机器的近似中奖率更高，这就促使玩家下注下得更重。这里明显存在一个心理因素：这台机器能够引发某种基本的心理反应。
芒格说，如果我们了解各种心理因素，如果在头脑中把它列成一张检查清单，那么只要核对这张清单，肯定会找出那个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因素。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够有效地完成这项任务。塞缪尔·约翰逊说，如果一个学者能够通过少量的工作轻轻松松地去掉自己的一个无知，却不去做，那么这个学者的行为就等于背叛。因此，如果我们是学者，就有责任努力让自己别成为白痴，所以必须尽量完善我们的知识体系，尽可能地消灭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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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曾说，接受新观念倒不是很难，难的是清除那些旧观念。爱因斯坦曾把他的成功理论归功于“好奇、专注、毅力和自省”。他的“自省”就是要摧毁自己最热爱、最辛苦才得到的观念。芒格指出，如果我们确实能够善于摧毁我们自己的错误观点，那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因此，芒格呼吁我们必须熟练地掌握更多的跨学科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经济生活和其他一切。他还呼吁我们不要因为遇到无法消除的复杂性和悖论而丧气，那只会增加问题的乐趣。他最后说他的灵感同样来自凯恩斯：粗略的正确好过精确的错误。
在芒格发表演讲后不久，他就读到了本杰明·弗里德曼的《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一书。这本书讨论了经济学和道德之间的相互关系。芒格说，弗里德曼感兴趣的是经济增长对道德的影响，而他感兴趣的则是道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这两个区别不大。弗里德曼质问，经济学需要回归亚当·斯密的真实传统吗？人们通常对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积累之间的简单关系的定格，实际上来自经济学本身对伦理道德本源的忽略或者轻视。如果一味强调单纯的增长率，而对经济发展背后的伦理道德一味忽视，后果会很严重。我们需要经济增长，而且还需要一个充满道德意义的增长。这种增长不纯粹是物质财富的累积，更是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升。这种观点正是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真正核心。斯密的道德思想与其经济学思想是密不可分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割裂这两者的关联性，恰恰是抛弃了真实的斯密传统。
学院派经济学存在的缺陷远远不止芒格在演讲中指出的那一些。如果我们进入“非主流经济学”，我们将看到一幅幅迥然不同的画面。
（a）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莫布森在《魔鬼经济学》中指出了“尾部分布”理论的源起，那是圣塔菲研究所的复杂性科学家们对“正态分布”的深度思考。传统金融理论把价格变动视为独立的分布变量并假设：收益服从于正态分布，或者说对数型分布。这种假设的优点在于，投资者可以利用概率计算认识分布的均值和方差，因而可以从统计的精确度出发，对价格变动的百分比进行预测。这种假设的很大一部分是合理的。然而，它并不适合于极端的情况。决定现实世界的是分布的尾部。
（b）著名的财经作家罗杰·罗文斯坦在《拯救华尔街》中再现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图景。他已经隐约指出尾部事件的毁灭性力量。他写道：“经济学家后来发现，按照市场价格的历史波动数据，即使假设市场从宇宙那一天自始至终就存在，在这一天出现这种暴跌的概率也微乎其微。事实上，即使把宇宙的寿命再重复10亿次，出现这种暴跌的情况在理论上也是‘不可能的’。”然而，现实却有巨大的能力将其变为“可能”，最终导致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覆灭。
（c）地球地理学家迪迪埃·索尔内特的《股市为什么会崩盘》是一部关于如何借用现代科学中最前沿和最复杂的概念来理解金融崩盘的科学故事。崩盘是在自组织系统中极端事件戏剧性自然出现的例证。崩盘承载了需要与我们这个充满风险的世界打交道的重要思想的完美媒介。不确定性和易变性是描述我们千变万化的周遭环境的关键词。停滞和均衡是幻觉。动态和非均衡才是规则。寻找平衡和永恒不变终将流于失败。
（d）当代伟大的思想家纳西姆·塔勒布的《肥尾效应》让我们看到，如果某事件存在一个极小的破产概率，且事件频繁发生，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果一定是破产。到目前为止，行为金融学领域还是从统计而非机理的角度进行推理总结，所以仍然不够完备。它机械地把对比抽离出来，并得出了人们总是非理性地高估尾部风险的结论。但是，灾难性事件是一个吸收壁，没有任何一个风险事件可以被独立看待：风险会不断累积。行为金融学尚且如此，遑论学院派经济学？
（f）在《极端不确定性》中，经济学家约翰·凯以“小世界”这样一种“虚构的叙事”来解释经济学的模型。类似亚当·斯密的图钉工厂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的模型，都只能适用于“小世界”，而不能适用于“大世界”。和有效市场假说也一样，它们都是有用的模型，甚至不可或缺，但它们都无法描述“世界的真实样貌”。因为“世界的真实样貌”并不是那样的。这就像大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一样——那是柯南·道尔发明的，并不是真实地发生在现实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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