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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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生物学家特奥多修斯·杜布赞斯基所言：“若无进化之光，生物学中就没有任何东西是有意义的。”地球上40亿年的生命历程就是终极的传奇，其曲折与壮丽，宏伟与浪漫，让任何一首史诗都相形见绌。
■ 进化、演化和退化
但是，何谓“进化”？在《王立铭进化论讲义》中，王立铭教授探究了“进化”一词的由来。“进化”对应英文单词“ evolution ”。在日语中“进化”为“進化”，19世纪末被照搬到中文里。不过，对于“进化”一词，历来有所歧义。对于演化论者而言，“进化”隐含“进步”，似乎暗示着进化有一条明确的路径，而且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端到高端，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先进。但真实的生物进化过程显然并不总是如此，不应该用“是否进步”来作价值判断。
在1859年第一版的《物种起源》中，并没有出现“进化”一词即“ evolution ”。这个词是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个版本第六版里，才被查尔斯·达尔文正式引入的。而在此前的版本里，达尔文一直在使用“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s ”，直译“带有改变的后代传承”。王立铭认为，达尔文如此小心用词，可能就是为了避免让人感觉进化带有某种方向性。但是，达尔文最终还是在他去世前最后编订的《物种起源》里使用“进化”这个词，取代了“带有改变的后代传承”这个晦涩的表述。
进化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方向性。进化的根源是“可遗传的变异”，主要通过DNA序列的随机变异来实现，没有方向性可言。因此，在这一步，进化体现出来的更多是随机性。然而，在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层面，我们又可以认为进化是有方向的。毕竟只有生存和成功繁殖后代的生物才是胜利者。虽然它们的生存和繁殖方式不同，但在特定环境下，总是只有某些方式才可以保证生存繁殖。不仅如此，在特定的环境下进化，不光有方向，还有终点。在这一步，进化体现出来的更多是规律性。
由于生物所处的环境的变化，胜利者的筛选标准、进化的方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上，地球环境的变化是持久的、剧烈的、随机的，这也让进化的整体趋势显得漫无目的。在这一步，进化体现出来的，可以看成是被随机性影响甚至掩盖的规律性。在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层面，进化过程是有明确方向的，就是更好地生存和繁殖。但因为内在进化路径的约束和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这种方向性可能会显得很多样、很不直接，也时常会发生变化。这就如同吉姆·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中所列举的那些“高瞻远瞩的公司”一样。如果进化路径和外部环境没有改变，那些公司进化的方向或许不会偏离，但如果所处的环境改变了，而被随机性所影响，最终都无法成为“基业长青”的公司。因此，那些公司在其中的一个历史时间中确实“高瞻远瞩”，但进入另一个历史时间中就不会那么“高瞻远瞩”了。
由此看来，在描述生物随时间持续变化的过程中，用“进化”和“演化”这两个词其实都不是那么合适——“进化”有一种方向明确、方向变化的含义，更多地暗示进化过程规律性的一面。但生物在进化过程中要的无非是更好的生存和繁殖，具体如何实现根本不重要。而“演化”则隐含了一种毫无方向的趋势，更多地暗示了进化过程中随机性的一面。不过，这并不符合生物总是向着更大的生存和繁殖机会持续变化的事实。
“进化”的“进”指的是向着更大的生存和繁殖机会进军，和人类视野下的所谓“先进”、“进步”没有太大关系。而“演化”则指的是，生物的变化趋势并非全然随心所欲，因为并不是所有变化方向都会带来生存和繁殖的机会。
如果说生物原有特性的增强、新特性的出现就是“进化”，那么反之则为“退化”。但在王立铭看来，将“进化”和“退化”两个词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是完全不该出现的。既然进化标准是更好地生存和繁殖，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所有还存在、还在繁殖的地球生物，都是此时此刻进化的胜利者。至于它们是如何取得胜利，是通过增强或者新增某个特性，还是减弱或者破坏某个特性，都不重要。
裸鼹鼠在黑暗的地下洞穴生活，眼睛很小，视力很差，看似“退化”，其实它是发展出了各种适应地下洞穴生活的能力。我们一般认为，某种生物学特征的新增和增强是有好处的，能带来生存和繁殖的优势；反之这是一件坏事。但我们应该知道，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新的生物学特性的出现和增强，并不一定总是带来生存优势；某个生物学特性的减弱和消失，也不一定总是带来生存劣势。
■ 三种形态的生存竞争
进化论的影响力自达尔文以来远远超越了生物学本身，对人类现代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化论对商业世界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在未来的商业世界，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进化论的“外溢”都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达尔文所说的“生存竞争”概念来自人口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然而，达尔文的视野要比马尔萨斯更加广阔。他在《物种起源》中明确指出，生存竞争的含义很宽泛，不光只有一种赤裸裸的形态。达尔文甚至都避免使用“竞争”这个感情色彩比较强烈的词，他的原文的说法是“ struggle for existence ”，即“为了生存而努力”。
在达尔文看来，所谓生存竞争并不仅仅是同类两个生物个体赤裸裸的斗争。它至少包含了三种形态：种内竞争、种间竞争和环境竞争。在拆解这三层生存竞争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商界对于竞争的理解，往往还停留在种内竞争的层面。他们习惯于把一切新入局的公司看成潜在的竞争对手，掀起了一场又一场以资本为武器的商业“种内竞争”。他们相信“生存下来的物种不是最强壮，也不是最聪明的，而是最能适应改变的”这句话。而这句话实际上来自莱昂·麦金森教授。麦金森用这句充满进化论色彩的话，告诉商业领袖们要重视环境变化的影响，适应变化、拥抱变化。
（a）种内竞争是我们最熟悉的、同类生物个体之间赤裸裸的斗争，事关个体存亡问题。其竞争的残酷性根源在于不同个体的生存空间高度重叠、能力储备高度一致、争夺的资源也完全一样。
在商业世界中，一种全新商业业态出现的早期，参赛选手同质化程度很高的时候，最容易出现商业意义上的种内竞争。镀金时代美国石油巨头之间和铁路巨头之间的激烈竞争和相互吞并就是典型的案例。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商业意义上的种内竞争，表现得更加明显。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三大门户网站、三大社交工具、三大长视频网站的竞争，其实都是商业意义上的种内竞争。
赢得种内竞争是生物个体和商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毕竟和生物个体一样，企业只有先赢得种内竞争，或者生存繁衍的机会，才能谈得上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创造更多可能性。甚至对于绝大多数商业组织来说，如果不求成为百年老店，唯一需要掌握的技能就是种内竞争。但对于一家想要基业长青的公司来说，赢得种内竞争还远远不够。
（b）种间竞争指的是，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生存竞争。在很多时候，种间竞争不像种内竞争那样攸关生死，但它持续的时间要远长于种内竞争，可以是成千上万年。从直觉上看，种间竞争似乎应该比种内竞争更加残酷，但在自然界能够观察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两个物种之间的生存空间、能力范围、资源禀赋并不完全重叠。在彼此生存空间并不重叠的那部分，两个物种就可以享受较低竞争压力和更大的生存机会。于是，在漫长的时间尺度上，就出现了竞争排斥和生态位分离这两种生物学现象。
一方面，在两个物种的生存空间高度重叠的部分，双方竞争模式类似种内竞争，激烈的竞争导致双方生存和环境的效率降低。就算分出了胜负，也无非是胜者受到影响比败者小一点而已。另一方面，在两个物种生存空间并不重叠的部分，双方都能更好的生存和发展，进一步拓展安全空间。于是结果就是，在自然界中我们见到的更多现象是，哪怕是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中的两个物种，也能通过某种巧妙的区分避免直接竞争，占据独特的生存空间。
如果三大门户、三大社交软件、三大长视频网站的竞争是种内竞争的话，那么电商平台淘宝、京东和拼多多的竞争其实就达到种间竞争的层次。它们在赖以起家的商品品类、定价策略、购物体验和目标用户群体上已经分出了显著的差异。此时，就不太可能、也不太需要出现你死我活的局面了。
（c）环境竞争是生物体和外部环境之间的竞争。环境竞争的胜负很可能是种内以及种间竞争的胜负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矛盾的。环境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随机性，无法被准确预测。对地球生物圈的成员来说，环境危机可能从任何方向、在任何时间逼近。一家只是打算赚到钱就“死”的公司，根本不需要考虑环境竞争。只有那些希望基业长青的商业组织，必须考虑外部环境的约束条件——特别是人类世界政治、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外部环境变化，它们的变化速度要远远超过自然环境的变化。
在王立铭看来，环境竞争的制胜因素有三条：建立连接；保持克制；甚至主动参与到生态系统的建设中去。“连接”是指一个物种能在多大程度上嵌入身处的生态系统里，和尽可能多的物种建立紧密关系。“克制”指的是因为缺少连接、缺少天敌，数量可能会疯狂增长，但最终因为数量太多，环境承载不了，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而“主动参与”能让一个物种具备更多的生存机会。
在这方面，生物世界等成功案例来自蚂蚁。蚂蚁的成功一般不是建立在毁灭和掠夺的基础上，它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奠基者，是协助其他物种繁盛的“基础设施”。一块蛮荒之地，如果拥有一群蚂蚁，也许就能慢慢建立起一套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作为结果，诞生于1亿年前的蚂蚁家族，虽然体型微不足道，但可能是地球陆地上最成功的物种。
在商业世界，同样能看到公司主动改善环境的案例。1914年，福特汽车发起了著名的“日薪5美元”运动，大幅提高旗下工人的工资。这一举措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提高了他们的忠诚度，帮助了公司自身更好的发展。它被看作福特汽车主动应对环境竞争，主动建设生态系统的手段。
■ 三种组织和三种创新
由蚂蚁的行为带来的启示是，将组织分为三种类型：细菌型组织、大象型组织和蚂蚁型组织。
（a）细菌型组织有以下几个核心特征：有限度；松散；去中心化；不存在分工。人类在农业社会中采用的组织形式就符合细菌型组织的特征。它的最大短处在于效率低下，因为这种组织形式仅仅在极其有限的特定场合才会起作用。但它的最大好处在于生命力极其顽强，很难被彻底摧毁。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细菌型组织固然越来越式微，但仍然在某些场合被保留了下来，比如现代宗教组织。
（b）大象型组织的基本特征是利益共同体；角色极致分工；组织极端严密；高度中心化。这种组织和工业时代的人类组织高度相似。“科学管理”就是这种组织的理论基础：系统比个人更重要，应该将每个人进行分类分级，并在此基础上为个人分配机会。电影《摩登时代》就展示了“科学管理”的严重后果：人的价值在社会上等同于牲畜。企业的员工不被允许独立感知和响应环境，所有的指令都必须来自领导层。这样的组织很难找到合适的员工，适应不了快速变化的环境，在效率上固然有了巨大的提升，但本质上仍是一个低效组织。
（c）蚂蚁型组织。如果说细菌型组织是单细胞生物之间的松散联合，而大象型组织则是多细胞生物体内大量细胞之间的紧密联盟。蚂蚁型组织的形态恰好介于两者之间，可能还兼具了两者的优势。蚂蚁型组织有几个基本要点：利益共同体的形成；行为自组织；充分发挥个体潜能。对于今天的人类世界，蚂蚁型组织正好提供了一套如何将具备独立意识的人类个体凝聚在一起，完成复杂任务的参考模式。它将是一个去中心化、鼓励成员自我实现的、强调自下而上的协同合作的、充满开放性的组织形态。这是一种偏理想化的制度设计，在今天的人类社会没有先例可循，但蚂蚁型组织还是一套有现实可能性、值得向之努力靠拢的未来组织形态。
进化可能是地球上最全面和最终极的创新方法论。但在进化论的视野下，创新仍然是一项代价高昂、风险巨大、很容易进入僵局和死路的任务，导致最终“创新者的窘境”。在环境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进化是有方向的，而且还有终点。沿着这条方向明晰的道路，在一代又一代生物之间，红皇后效应会驱动它们持续发生微小的改善。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效应。
一旦进化方向已经确定，生物的子孙后代就只能沿着这条主线指定的路线，朝着终点一路狂奔，这又是“局部最优陷阱”：每一次创新、每一次变化都在让生物体变得更好，但所有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却无法给出一个整体上最好的生存策略。从进化的角度视角看，生物的进化过程永远“活在当下”，它们只关注此时此刻什么样的特征能保持生存和繁殖机会，并不会做长远的规划。但每一次对当下最有利的选择累积下来，却不一定总能导向最理想的最终结果。这样也就解释了基业何以不能保持长青的原因。
柯达公司固然可以把胶片相机的创新做到极致，但最终淘汰它的是它自己发明、未加重视的数码相机。数码相机的巨头们固然可以在这个战场上持续创新，但它们可能从未想到，彻底改变战局的，不是哪一款更先进的数码相机，而是能够拍照的手机。在这两个案例中，掉进局部最优陷阱的企业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新机遇的出现，只是激烈的生存竞争、高昂的转型成本、过往的成功带来的惯性和傲慢，让它们行动迟缓，在创新的竞争中步履维艰。正如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其《创新者的窘境》中所说的，就算我们把每件事情做对了，仍有可能错失城池层次……面对新技术和新市场，往往导致失败的恰恰是完美无瑕的管理。
进化论提供给我们一幅“分级创新”的图景：（a）微创新，比如商业组织内部的赛马机制；（b）组合式创新，比如蒸汽机和马车的结合诞生了汽车；（c）生存空间创新，这是最具颠覆性的创新，这种创新发生的次数凤毛麟角。它往往发生在技术爆炸时期，比如汽车、火车和飞机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交通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大量全新的行业得以孕育而生。这种创新带来的影响极其深远。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进化方向，帮助生物体突破局部最优陷阱，在各个可能的方向上都进行了生存和繁殖的探索。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竞争、组织和创新三个方面，似乎都能从生物世界的经验中找到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这个经验的样本量很大，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从样本的历史中获取经验，然后深入思考我们的现实。人类世界的商业领袖能从进化思维中得到多少启发，又是否能反哺他们的智慧和经验给生物世界的研究者，都是值得我们长期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