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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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的收益递增是我们最近十年一直关注的问题。收益递增经济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我们理解高科技经济的基础。柏基投资的詹姆斯·安德森就是以此构建起他的成长型投资思想的。2025年4月出版的圣塔菲研究所外聘教授布莱恩·阿瑟的《经济中的收益递增和路径依赖》为我们解开阿瑟形成收益递增经济学思想的早期研究的历程。
■ 经济收益递增研究朔源
收益递增这个概念由来已久，但却从未处于一个重要的位置。收益递增最早由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开篇几章中提出。斯密高度强调收益递增，以此解释专业化和经济增长。但他并未继续深究，而是转向了竞争体系和基于生产成本的价值理论。
同一时期的法国数学家兼经济学家安东尼·库尔诺则清楚地看到了收益竞争和完全竞争的不相同，并发展出了垄断理论和寡头垄断理论，以解释收益递增所暗示的经济系统。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扩展了收益递增的的含义，并讨论了它对经济增长、不可逆转的供给曲线等方面的含义。马歇尔还提出了新颖且影响深远的外部性概念——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至少有一部分收益递增是可以被人们获得的，尽管不一定由生产者而可能由其他人获得。
爱德华·张伯伦和琼·罗宾逊在20世纪30年代讨论的不完全竞争下收益递增的含义，但他们的分析远远称不上完整。此后，经济学家时断时续地在不同场合强调过收益递增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许多发展经济学学家，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一度倡导过激进的、基于模糊的收益递增概念的计划经济政策。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经济学家仍然对收益递增持怀疑态度，因为收益递增往往会得出一些令某些经济学家不安的含义，使得许多人选择无视或忽略他们。虽然如此，但在那时，收益递增经济学已经实现了爆发式的迅猛发展。
根据布莱恩·阿瑟的自叙，他是在1979年才真正开始认真研究收益递增问题。那时，他对经济发展问题很是着迷，所以他对第三世界各个经济体中的累积因果关系和自我强化机制非常熟悉。正因为如此，他一直对经济中的正反馈和收益递增抱有浓厚的好奇心。
之后，他读到三本重要论著和文章，包括霍勒斯·贾德森的《创世纪的第八天》、雅克·莫诺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以及伊利亚·普里戈金的《从波动中涌现的秩序：自组织与社会系统》。这就使阿瑟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理论脉络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科学观点。在这个理论传统中，结果是不可预测的，问题可能有不止一个解，并且偶然事件也可能决定未来，而不只是被平均掉。此外，他还认识到，对于这个方向上的研究来说，关键不在于它们所涉及的科学领域，而是在于如下事实：这个过程是由特定形式的自我强化、正反馈或累积因果关系所驱动的，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个过程是由非凸性所驱动的。非凸性意味着策略空间中可能存在多个局部最优解。
由此，布莱恩·阿瑟在探索收益递增问题和经济现象的方法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他发现，经济问题涉及的是这一类对象之间的竞争：这些对象的“市场成功”是累积性的或自我强化的。无论在什么地方遇到这样的问题，它们往往都具有相似的性质；通常存在不止一个长期均衡结果；最终达成的那个均衡结果是无法提前预测的；它往往会被锁定；它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而且，对它的“选择”往往受制于历史事件。此外，如果问题从表达形式看是对称的，那么结果通常就是不对称的。这些性质似乎在凝聚态物理学中都可以找到各自的对应物：阿瑟称之为均衡多重性、不可预测性、锁定性、无效率性、历史依赖性和不对称性；而物理学家则称之为多重亚稳态、不可预测性、锁相性或锁模性、高能基态、非遍历性和对称性破缺。
阿瑟相信，经济学在处理收益递增问题时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多重均衡的可能性所带来的非确定性。经济学家似乎完全无法接受“几个均衡都是可能的”这种陈述。因此，需要一种方法来处理如何在收益递增问题的若干个可能中“选择”出一个均衡、一个解、一个结构这一问题。选择不应该是预先确定的。在大多数问题中，选择往往通过历史上的偶然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然而然地发生。因此，均衡选择应该运用非线性随机过程来建模。
在早期四处搜寻经济中的收益递增的实例时，阿瑟对技术经济学深深着迷。在经济学中，标准的技术问题是搞清楚在何种经济环境下，一种新的、更优越的技术可以取代一种旧的、更低劣的技术，以及这样一个替代过程可能需要多长时间。一种新的技术的到来通常会表现为多种不同版本或设计格式。如果有一种新技术正在取代一种旧技术，那么就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技术在各种相互可替代的备选方案中争夺采用者的过程。而学习效应的存在，似乎会给任何一个在累积采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版本带来很大的优势。因此，这种采用过程可能会被锁定到任何一个因历史偶然而拥有更好开端的技术版本上去。很显然，这个“技术竞争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收益递增问题。学习问题与收益递增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许多适用于收益递增的实际数学结果，也适用于学习问题。
现实的经济世界是一个不断转型和变化的世界，这是一个混沌、有机、复杂的世界。而布莱恩·阿瑟努力要证明转型变化和混乱在经济中是很自然的，在经济学中，收益递增的世界是一个动态的世界，而不是一个静态的世界；是一个演化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均衡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概率性和偶然事件的世界，更是一个广阔而令人兴奋的世界。
圣塔菲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指出，只有布莱恩·阿瑟能够让我们清晰且明确地了解到，什么样的模型具有什么样的意义。阿瑟的理论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他非常强调动态性。与其他同样存在规模收益的静态例子相反。在阿瑟那里，通过使用或实践来学习起着至关重要作用。阿瑟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并且强调随机性。这就是说，阿瑟强调随机偏离对于长期趋势的重要性。
■ 理解高科技的合适理论
布莱恩·阿瑟在《经济中的正反馈》一文中指出，传统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收益递减的假设的基础上。经济行为所产生的负反馈会导致价格和市场份额达到一个可预测的均衡。这种负反馈往往能够稳定经济，因为任何重大的变化都将被它们产生的反应所抵消。例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的高涨，推动了能源节约运动，鼓励了石油勘探和开采投资，最终导致80年代初期石油价格出现了可预测的下跌。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均衡标志着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最优”结果，既对资源最有效的利用和配置。
然而，这样一幅图景却往往与现实有着非常大的出入。在很多经济领域，稳定的力量似乎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相反，在很多时候，是正反馈放大的微小的经济扰动的影响。描述这种影响的经济学模型与传统经济学模型有非常大的差异。传统的收益递减模型意味着经济只存在唯一的均衡点，但正反馈——收益递增——却可以容纳多个可能的均衡点，而且无法保证从众多可能的结果中挑选出来的特定经济结果一定是“最优”结果。再者，一旦某个随机经济事件选择了某个特定路径，那么无论其他可选的路径有多大优势，未来的选择都可能被一直锁定在这个路径上。如果一种产品或一个国家在竞争性市场上“偶然”领先了，那么它往往就会一直保持领先地位，甚至还会不断扩大其领先优势。这样一来，可预测的、各方分享一定市场份额的结果也就不再一定能够实现了。
收益递增就是以正反馈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收益递增经济学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以前或更久远的时期，但它作为一个整体应用于经济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全新的。这个理论与现代非线性物理学有非常大的类似之处，它需要全新的、极具挑战性的数学工具。收益递增经济学似乎是理解现代高科技经济的合适理论。
盒式录像机（VCR）的发展史提供了正反馈的一个绝佳例子。录像机市场在最开始时是不稳定，VHS和Beta这两种制式的录像机几乎是同时推出的，因此其市场份额也大致相等。在早期，这两种制式的录像机的市场份额的波动，可以归因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运气”和相关公司的营销操作。然后，早期获得的市场份额上的收益递增，最终使得竞争优势向VHS制式录像机倾斜。逐渐地，VHS制式录像机积累了足够的优势，最终几乎占据了整个盒式录像机市场。但在竞争的最早期，我们不能预测哪一种制式会最终胜出（即在两种可能的均衡当中，哪一种会被选中）。而且，如果真的如有人声称的那样，Beta制式录像机在纯技术层面实际上更为优越，那么也就意味着市场的选择并不代表“最优”的经济结果。
对于能够实现相同功能的两种技术或两种产品之间的竞争，传统经济学提供了另一种不同的观点。比如，传统经济学理论对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之间的竞争解释是这样的：随着水力发电占据市场的份额增大，成本低的、便于开发的坝址越来越少，工程师不得不去开发成本更高的坝址，这样也就意味着火力发电可能会显得更加便宜。类似地，当火力发电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之后，就会抬高煤炭等燃料的价格，这样又会使天平向水力发电倾斜。最终，这两种技术会以某个可预测的、最能发挥各自潜力的比例分享发电市场。显然，这与前述存在两种制式的盒式录像机市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盒式录像机市场的这种演化，肯定不会让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感到惊讶。早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就曾指出，如果一个企业的生产成本随着市场份额的增加而下降，那么哪怕这个企业完全只是因为足够幸运而早早占据了较高的市场份额，它也能够击败所有竞争对手。“无论是什么企业，只要有一个好的开端”，就有可能垄断市场。但马歇尔并没有在这一观察的基础上进一步深究下去。而且直到最近，理论经济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种情况。
原因在于马歇尔不相信收益递增广泛适用于几乎所有地方。在他那个时代，农业和采矿业是整个经济的支柱，由于肥沃的土地和高品质的矿藏都是有限的，所以这两个行业都呈现出收益递减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大型工厂能够改进生产组织，制造业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不过，现代经济学家通常并不认为规模经济是收益递增的可靠来源。事实证明，大型工厂在有的时候更有效率，但是在很多时候却不然。
■ 拥有正反馈机制的经济学
正因为如此，布莱恩·阿瑟发展了马歇尔的观点。他观察到，那些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部门（如农业、生产大宗商品的行业、采矿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未能摆脱收益递减的趋势。对于这些行业，传统经济学理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那些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部门，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收益递增的世界。计算机、药品、导弹、飞机、汽车、软件、电信设备或光纤这样的产品，无论是设计还是生产（制造）都非常复杂。在这些行业，研究、开发和生产都需要大规模的初始投资，但是一旦开始商业化销售，扩大生产的成本相对来说就会变得相当低廉。例如，在飞机制造业，要完成一个全新的机身和发动机的设计、开发、论证和投产通常要花费20亿至30亿美元甚至更多。但投产之后每一个复制品的生产成本则往往只要5,000万至1亿美元。此后，生产出来的产品越多，单位成本就越低，利润也就越高。
一般来说，采用某种技术的人越多，企业获得的能够用来指导进一步发展该技术的知识就越丰富，技术通常就越能得到改进。这种联系就是一个正反馈循环。采用某种技术的人越多，它得到的改进就越大，让更多的人采用它的吸引力就越大。当两种或更多技术相互竞争时，正反馈会使它们的市场不再稳定。如果某种技术仅仅因为偶然的运气而在市场上取得了领先地位，那么它的发展就有可能会加速到足以垄断市场。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采用一项技术，它改进速度会更快，其生存机会也就更大——它具有“选择优势”。然而，这种早期的优势并不一定能保证长期的适合度。
布莱恩·阿瑟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保罗·戴维通过多个历史案例证明了阿瑟的构想：技术管理和技术标准，以及特定技术本身，往往都会被正反馈所锁定。尽管技术标准本身可能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进，但它们的广泛应用会使得所属市场的新进入者必须遵守该标准。无论是英语语法、高清电视系统、螺纹还是打字机键盘，都是如此。许多在较早时期就确立的标准，例如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老式计算机编程语言FORTRAN，可能很难被后来的标准所推翻，无论未来的后继者有多么优秀。
但是，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仍然倾向于将经济描述为类似于一个大型牛顿力学系统，它具有唯一的均衡解——可以由矿产资源、地理、人口、消费者偏好和技术可能性预先决定。根据这种观点，扰动或暂时的变化——例如1973年的石油危机冲击或1987年的股市崩盘——马上就能被它们所引发的反作用力完全抵消。在这种观点中，历史并没有太大的重要性，它的作用无非是让经济达到其不可避免的均衡。
与此相反，正反馈经济学却与现代非线性物理学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由相互增强的元素组成的铁磁材料、自旋玻璃、固态激光器等物理系统均显示出与布莱恩·阿瑟讨论的经济实例相同的特性。它们会“锁相”到多种可能的“格局”当中的某一种上面；关键时刻发生的微小扰动会影响最终选择的结果，而且所选择的结果可能比其他可能的最终状态更高的能量。
这种正反馈经济学在间断平衡进化论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表达。小事件（历史的突变）通常来说会被平均掉，但是偶尔，它们也会使经济的某些组成部分向新结构和新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新结构和新模式随后会被保留下来，并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得以延续和改进。
根据这种新的经济学观点，如果存在显著的收益递增部门，两个最初完全相同的经济体最终不一定会选择相同的发展路径。相反，它们最终会出现歧异。只要经济学家仍然对决定整体路径的小事件视而不见，那么要准确预测一个经济体的未来，不但在实际上不可能，而且哪怕就是在理论上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将一个具有正反馈的经济体引导到其许多可能的均衡状态中的最优均衡状态，不仅需要有好运气，还需要善于把握时机。理论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出这些状态和时机，而且还可以指导政策制定者做出适当的努力，来对被锁定的结果进行解锁。
收益递增不仅会使国家之间的竞争平衡发生倾斜，而且还有可能导致某些经济体被锁定在低劣的发展路径上。一种技术，如果在初始发展阶段进步缓慢，那么即便它具有巨大的长期潜力，也很容易被排除在外，这种情况就会导致经济被锁定在一个地既低劣又难以逃脱的路径上。
英国科学哲学家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曾经说过，经济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十八世纪强加给它的、致命的过度简化的结构的影响。但是，随着正反馈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接受，经济学家的理论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将经济描述成简单的、确定性的、可预测的、机械的，而是开始将它描述成复杂的、依赖于过程的、有机的和不断演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