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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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格雷厄姆是知名程序员、硅谷创业教父，被誉为全世界最重要的互联网思想家之一。他于2005年创建了 Y Combinator （简称 YC ），之后该公司成为全球知名的唯一一个可以实现规模化的创业加速器，大量的优秀的技术驱动型创业公司从 YC 体系中破茧而出。保罗·格雷厄姆早年曾获得哈佛大学计算机博士，后又进入罗德岛设计学院学习绘画课程，梦想成为画家。因此，他身兼“画家”与“黑客”的身份。这也是他的文集《黑客与画家》一书之由来。
“黑客”在许多人的眼里就是入侵计算机的人，与“计算机犯罪”是同义词，但这并不是它真正的含义。“黑客”（ hack ）一词最早的含义是解决难题的方法。要解决一个 hack ，就必然包含着高度的革新、独树一帜的风格和精湛的技艺。所以，最能干的人会自豪地称自己为“黑客”。“黑客”这个词不仅是第一流能力的象征，还包含着求解问题过程中产生的精神愉悦和享受。
因此，自由软件基金创始人理查德·斯托曼说：“出于兴趣而解决某个难题，不管它有没有用，这就是黑客。”根据他的说法，黑客行为必须包含三个特点：好玩、高智商、探索精神。只有其行为同时满足这三个标准，才能被称为“黑客”。这三个标准构成了黑客的价值观。黑客追求的就是这三种价值，而不是实用性或金钱。
为什么会把黑客和画家连在一起？因为在保罗·格雷厄姆看来，计算机和画画有许多共同之处。事实上，在所有行业中，黑客与画家最相像，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创作者，他们都试图创作出优秀的作品。黑客只写出有趣而优美的软件，对他们来说，计算机只是一种表达的媒介，就像画家手中的颜料。优美的东西生存发展的机会更大，丑陋的东西往往会被淘汰。塞缪尔·约翰逊说过，人们对一个作家的评价，需要100年才能达成一致。同样的，对于一个设计优美的软件或一幅画，唯一有效的外部考核就是时间。
真正竞争软件设计的战场是新兴领域的市场，只要能做出大胆的设计，由一个人或一批人同时负责设计和实现产品，就能战胜大公司。微软自己一开始就是这样走向成功的，苹果和惠普也是如此。保罗·格雷厄姆觉得几乎所有的创业公司都是这样取得成功的。
黑客结合画家的视野，就构成了查理·芒格所说的“格栅思维”，也就是多学科思维。格栅思维认为，世间万物都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对这一整体研究的部分尝试。只有把这些知识结合起来，并且贯穿在一个思维框架中，才能对正确的认知和决策起到帮助。以格栅思维思考问题，会带来与众不同的洞见。
■ 创造有价值的东西
保罗·格雷厄姆的洞见之一体现在他对“创造财富”的认识上。在他看来，创造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创造财富，财富与金钱并不是同义词。财富存在的时间与人类历史一样长久，甚至更长久，事实上蚂蚁也拥有财富。我们需要的东西就是财富，食品、服装、住房、汽车、生活用品以及外出旅行等都是财富。即使没有钱，也能拥有财富。要是处在南极洲内陆，再多的钱对你也是无用的，因为没有东西可买，你真正需要的是财富。
财富才是目标，金钱却不是。金钱是专业化的副产品。最可能明白财富能被创造出来的人就是那些善于制作东西的人，也就是手工艺人。他们制作出来的东西直接放在商店里卖。目前还存在的最大的手工艺人群体就是程序员。程序员坐在计算机前就能创造财富。优秀软件本身就是一件有价值的东西。程序员面对产品，一行行地写着代码把产品做出来。
一个优秀程序员连续工作几个星期可能就可以创造100万美元的财富，而在同样的时间内，一个平庸的程序员不仅无法创造财富，甚至还可能减少财富。这就是为什么如此之多的最优秀程序员都是自由主义者的原因。在我们这个世界，向下沉沦或者向上奋进都取决于你自己。
许多人听到最富有的5%的人口占有全社会一半以上的财富，往往会认定这是不公平的。一个有经验的程序员很可能也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最顶尖的5%的程序员可以写出了全世界99%的优秀软件。纳西姆·塔勒布说，在100个人中，50%的财富、90%的想象力、100%的智慧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不一定是同一个人。这或许就是世界的真相。
创造出来的财富不一定非要通过出售实现价值。科学家一直把他们的创造的财富真正地捐献给社会。青霉素的发现使得我们所有的人都变得更富有，因为从此我们死于细菌感染的可能性变小了。黑客经常开放开源软件让所有的人免费使用，以此把自己的工作捐献给社会。
如果我们想致富，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创业或者加入创业公司。几百年来，这一直是致富的可靠途径。创业公司往往与技术有关。但是，创业公司不是变魔术，它无法改变创造财富的法则，它们只是代表了财富创造曲线远端上的一点。在此有一个“守恒定律”：如果想赚100万美元，就不得不忍受相当于100万美元的痛苦。
承受较大的压力通常会为创业者带来额外的报酬，但还是无法逃避基本的守恒定律。因为如果创业那么轻松，所有人就都去创业了。并且，任何公司的成功历程中，运气都是一个很大的随机因素。比尔·盖茨很聪明，有决断力，工作也勤奋，但是单单这样还不足以让你成为他，你需要非同一般的好运气。
比尔·盖茨肯定既聪明又努力，但微软公司碰巧是历史上最大商业错误之一——DOS 操作系统的授权协议——的受益者。只要 IBM 有一个人稍微有一点头脑，微软公司的历史就将完全不同。当时，与 IBM 相比，微软只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公司。如果 IBM 按照常理要求独家购买微软的产品，不许微软向第三方提供，微软也只能乖乖签字。这对微软来说是一笔丢不得的大买卖，而 IBM 能够很容易地从其他公司搞到一个操作系统。结果却是，IBM 尽全力帮助微软控制了个人计算机的标准。
如果 IBM 没有犯下这个错误，微软依然会是一家成功的公司，但不会膨胀得这么大这么快。比尔·盖茨依然将成为富翁，但只会排在“福布斯 400 富豪榜”接近末尾的地方，与其他年纪相仿的人位置差不多。
■ 可测量性和可放大性
公司就是许多人聚集在一起创造财富的地方，能够制造更多人们需要的东西。公司一切行为的目的都是盈利，从而生存下去。创造财富是大多数公司盈利的手段。公司的业务高度专业化掩盖了它们都是在创造财富的这种相似性，你不要觉得只有制造业公司在创造财富。财富意味着人们需要的东西。许许多多不生产物质商品的公司都是在如此创造财富。几乎所有情况下，公司的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
大公司最大的困扰就是无法准确测量每个员工的贡献，它会使得每个员工的贡献平均化。现实中，一个人在工作上投入的精力越多，就越难产生规模效应。在某些行业，那些真正拼命工作的员工能够创造出比普通员工多10倍甚至百倍的财富。比如，程序员全力开发一个崭新的软件，要比他常规地维护和更新一个现有的软件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就等于开辟了一个新的收入来源。如果一家公司真正能够按照贡献付薪，它将取得巨大成功。许多雇员会更努力地工作。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公司将吸引那些工作特别努力的人，从而超越竞争对手。
大公司就像巨型的古罗马战舰，1,000个划船手共同划桨，推动它前进。但两个因素使它快不起来：一是每个划船手看不到自己更努力划船有何不同，一是1,000人的团队使得任何个人的努力都被大大的平均化了。如果从大船上挑选出10个最优秀的划船手，把他们组成一个团队，这时10人小船的优势才会真正显示出来。小团队带来的各种额外激励会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挑选出最优秀的划船手，每个人都是1,000人中排名在前1%的顶尖高手。对他们来说，将自己的工作与其他高手的工作平均化要比平均支配的工作平均化让人满意多了。这就是创业公司的真正意义。理想情况下，你与其他愿意更努力工作的人一起组成一个团队，共同谋取更高的回报。史蒂夫·乔布斯曾说过，创业的成败取决于最早加入公司的那10个人。
要致富就需要两项东西：可测量性和可放大性。血汗工厂的工人报酬是按按照计件制计算的，这是一个只有可测量性、没有可放大性的例子。在电影中扮演主角就是一种同时具备可测量性和可放大性的工作。其表现可以用电影的总收入测量，同时也决定了电影的成败，所以也就具备了可放大性。CEO 也是一种同时具备可测量性和可放大性的工作。公司的表现就是 CEO 的表现，所以它具备可测量性；CEO 的决策决定了整个公司的方向，所以它具备可放大性。
任何一个通过自身努力而致富的个人，在他身上应该都能同时发现可测量性和可放大性。CEO 、电影明星、基金经理和专业运动员就是这样的人。所谓的放大性表现为失败的可能性。因为收入和风险是对称的，所以如果有巨大的获利可能，就必然存在巨大的失败可能。CEO 、电影明星、基金经理和专业运动员的头顶都悬着一把宝剑，随时可能掉下来。一旦他们搞砸了，也就完了。如果有一个令你感到安全的工作，你是不会致富的，因为没有危险，那几乎等于没有可放大性。如果你想同时具备可测量性和可放大性，不一定非当上CEO或电影明星不可。你只需成为某个攻克难题的小团体的一部分就可以了。
整家公司产生的收入是可以衡量的，如果公司只有一个员工，那么就可以准确知道他的贡献了。所以，公司越小，你就越能准确估计每个人的贡献。一家健康的创业公司可能只有10个员工，那么影响收入的人员因子最多也只有10。一般情况下，小团队有多人组成。
团队越大，每个人的贡献就越接近于整体的平均值。所以，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对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来说，待在大公司里可能是一件很糟的事情，因为他的表现被其他不能干的人拖累了。一个非常能干而且在乎回报的人，通常在同类人组成的小团队中会有更出色的表现，自己也会感到更满意。
创业公司为每个人提供了一条途径，可以同时获得可测量性和可放大性。因为创业公司是小团队，所以具备可测量性。因为创业公司通过发明新技术盈利，所以具备可放大性。
■ 通过开发新技术创富
回顾历史，大多数因为创造财富而致富的人，是通过开发新技术而实现的。所谓的技术，就是某种手段，就是我们做事的方式。如果发现了一种做事的新方式，它的经济价值就取决于有多少人使用这种新方式。技术就是钓鱼的鱼竿而不是那条鱼。这就是创业公司与餐馆或理发店的区别。餐馆煎鸡蛋，理发店剪头发，每次只能为一个顾客提供服务，但如果解决了一个热门的技术难题，别人会使用你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可放大性。
一个人不可能通过煎鸡蛋或剪头发致富，因为使用你的服务的人是有限的。13世纪，佛罗伦萨人发明了精仿布，那是当时的高科技产品，这种新技术造就了佛罗伦萨的繁荣。17世纪，荷兰人掌握了造船术和航海知识，在当时也是高科技，因此荷兰人主宰了欧洲前往远东的航线。
小团队天生就适合解决技术难题，技术的发展是非常快，今天很有价值的技术，几年后可能就会丧失价值。技术的突破往往来自非常规的方法，小团队就较少受到常规方法的约束。大公司也能开发出新技术，就是开发得比较慢而已。大公司的规模决定了它无法快速行动，也无法测量并奖励表现优异的员工。所以在现实中，大公司开发出来的新技术只出现在那些需要大规模资本投入的领域，比如微处理器、电厂和大型民用飞机，因为在这些领域内，创业公司没有能力与之竞争。
生物科技类和软件类的创业公司很显然都是解决高难度技术问题。就算看上去与技术无关的商业类公司，其实也是解决技术问题的。比如，麦当劳是快餐连锁集团，它的发展依靠的就是设计出了一个快餐服务体系，可以复制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家麦当劳连锁店都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定，这使得它就像软件一样运作。所以，麦当劳其实也符合“一次开发，普遍适用”的模式。沃尔玛也是如此，它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并不是因为经营零售业而致富的，而是因为设计出来了一种新型商店。
创业公司就像游击队一样，喜欢选择不义生存的深山老林作为根据地，政府的正规军无法追到那种地方。这不仅是创业公司运作的好方法，更是创业公司的本质。风险投资者知道这个道理，并为它起了一个名字——进入壁垒。设置“进入壁垒”的方法之一就是申请专利。但专利的保护程度可能不高，竞争对手通常能找到绕过专利的方法。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如果开发出的技术是竞争对手难以复制的，那就不需要依靠其他防御手段了。一开始就选择较难的问题，此后的各种决策都选择较难的那个选项。
创业是有一些潜规则的，其中的一条是，创业的付出与回报总体虽然总体上是成比例的，但在个体上是不成比例的。对个人来说，付出与回报之间存在一个很随机的放大因子。你努力30倍，最后得到的回报在现实中并不是30倍，而是0~1,000倍之间的随机数。假定所有创业者都努力30倍，最后他们得到的总平均回报是30倍，但中位数却是0。大多数创业公司以失败告终，其中并不都是很烂的项目。一种很普遍的情况是，某个创业公司确实在开发一个很好的产品，但开花的时间太长了一点，结果资金都用完了，只好关门散伙。
大公司每年平均成长大约10%。如果你掌管一家大公司，只要每件事都做到大公司的平均水准，你就能得到大公司的平均结果，也就是每年成长大约10%。如果你掌管创业公司，当然也可以这样。你把每件事情都做到平均水准，就能得到平均结果。问题在于，小公司的平均结果就意味着关门倒闭，创业公司的生存率远低于50%。所以，如果你掌管创业公司，最好做一些独特的事情，否则就会有麻烦。
创业公司不像能经受打击的黑熊，也不像有盔甲保护的螃蟹，而是像蚊子一样，不带有任何防御，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而活着。蚊子唯一的防御就是，作为一个物种，它们的数量极多，但作为个体，却极难生存。创业公司如同蚊子，往往只有两种结局，要么赢得一切，要么彻底消失。也就是说，你要么成为富翁，要么一无所获。如果选择了错误的技术，竞争对手就会一举打败。因此，你通常不知道自己会是哪种结局，只有等到最后一刻才会明了。所以，他们宁愿以100%的把握去赚100万美元，也不愿以20%的把握去赚1,000万美元，尽管后者理论上的期望值比前者高出一倍。
但无论如何，都必须牢记最基本的原则：创造人们需要的东西，也就是创造财富。如果想通过创造财富致富，那必须知道人们需要什么。很少有公司真正关注如何使顾客更满意。你要么令大量顾客满意，要么令大量顾客不满意。你越能满意他们的需要，你创造的财富也就越多。
创业并不只是发生在硅谷的事情，如今通过创造财富而致富已经成为普遍的模式。每一个这样做的人差不多应用了同样的诀窍：可测量性和可放大性。前者来自小团队合作，后者来自开发新技术。无论是13世纪的佛罗伦萨，还是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它们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