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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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布莱恩·阿瑟和埃里克·拜因霍克等主编的《复杂经济学：应用复杂性网络对谈录》叙述，圣塔菲研究所的应用复杂网络成立于1992年6月，最初是作为复杂系统研究商业网络而创办的，它的宗旨是将圣塔菲研究所的研究者与一个由来自各基金会、政府和私营公司的组织领袖组成的共同体联系起来。应用复杂性网络最突出特点是跨学科的本质，以此延伸至商业领域，因为他们认为复杂系统的相关术语在商业世界中非常有用。应用复杂性网络的一个关键目标是确定哪些复杂性研究的领域已经成熟，可以加以应用，或者已经准备好接受各行业从业者的参与。
■ 经济学的第三条轨道：打破均衡
按照布莱恩·阿瑟的说法，复杂经济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圣塔菲研究所创立的。有几年它直接被称为“圣塔菲经济学”。但是，圣塔菲研究所外聘教授、乔治梅森大学计算与数据科学系计算社会科学教授罗伯特·阿克斯特尔认为，复杂经济学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匹兹堡大学创立的。事实上，圣塔菲研究所和计算经济学（复杂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布莱恩·阿瑟担任经济学项目主任时出现的。
1987年，圣塔菲研究所位于峡谷路的一个老修道院，当时它还只是一个初创机构。最初是布莱恩·阿瑟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带着阿瑟来到圣塔菲研究所的。阿罗与物理学家戴维·派恩斯和菲利普·安德森安排了一场科学家与经济学家之间的对话。参会的人中有计算机科学家、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其中就有约翰·霍兰、斯图尔特·考夫曼、理查德·帕尔默、多恩·法默等。之后，就由布莱恩·阿瑟主持一个关于“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经济”的研究项目。这就是复杂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开始。
但是，直到1988年，这个研究项目还不确定要研究些什么。肯尼斯·阿罗说，我们可以在混沌理论方面做点什么。布莱恩·阿瑟则说，我们可以在网络效应或规模递增方面做些什么。花旗银行董事长约翰·里德是圣塔菲研究所项目研究的资助方，他说，做任何你们想做的事情，只要它属于经济学的基础研究，而且不是传统的研究。最终，打破僵局的是一个对经济一窍不通的人——斯图尔特·考夫曼。他对阿瑟说，你一直在说均衡，均衡，这就像一张蜘蛛网，所有的经济都处于均衡状态，但如果经济不处于均衡状态又会怎么样呢？很显然，打破均衡将导向经济学的第三条轨道。而实际上，均衡之外才是一个符合现实的情况。
每家公司都在努力弄清楚应该如何制定战略、投资多少、采用什么样的技术。这种情况就处于非均衡状态。这些公司不知道他们将会面临什么；不知道某一项技术将如何发挥作用；不知道这个行业的其他参与者是谁；不知道这项新技术会不会受到欢迎、会受到怎样的欢迎；不知道适用的法规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经营的合规性；也不知道怎样安排物流。然而，他们所处的位置却是，它们必须投入数亿美元，才有资格坐到赌场的桌子边上搏一搏。经济学家会说，这不是一个概率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面临的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根本不确定性。正如凯恩斯在1937年所指出的，欧洲战争的前景……三年后的铜价……对于这些事情，没有科学依据来形成任何可计算的概率，我们根本不知道。面对真正的根本的不确定性，只采用标准的经济学方法只能导致停滞不前。
1999年，布莱恩·阿瑟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复杂性与经济的论文。期刊编辑告诉他，需要给这个方法起一个名字。于是，阿瑟在走廊里的固定电话旁决定将其称为“复杂经济学”。后来，他认为应该被称为“非均衡经济学”，但为时已晚，这个名字已经被锁定了。
复杂经济学基本上不把经济看作一台平衡的完美运转的机器，而是把经济看作一个生态系统。新的策略、新的事物来来去去，努力在它们共同创造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布莱恩·阿瑟在《复杂经济学：为什么经济学需要这种不同的方法？》一文中写道，这就让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标准经济学的世界。经济不是一个封闭的静态均衡系统，而是一个永远对新行为开放的系统。
一家银行的事件可以触发网络中其他银行的事件，因此系统风险——整个系统的风险——不是独立事件的总和，而反映在规模和持续时间各异的多米诺骨牌式的雪崩中。这比正态分布所预测的大扰动出现的概率更高，而且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幂律分布。累积性事件的传播长度、企业规模和量级，都不是正态分布，而是按照某种规律分布的，其中长度、规模和量级呈对数递减，很像用里氏震级描述的地震。这种思维方式在现代金融和衍生品交易中至关重要，从复杂经济学中获得的洞见，特别是从网络行为中获得的洞见，为这一领域带来了出色的表现。复杂研究学研究历史偶然性、路径依赖性和很高程度的不确定性。它是有机的，一件事建立在另一件事的基础上。这一连串的事件会触发其他事件，所以它是算法。
■ 一个坚守不变的哲学：我们需要适应
珍妮特·斯蒂斯在《不寻常的商业》一文中明确指出，圣塔菲研究所的商业网络在成立10年后，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主体，它将圣塔菲研究所研究者的理论和研究传播给了商业界，反过来又将商业界的信息带回圣塔菲研究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群基金经理在圣塔菲研究所金融对话中能够加入“复杂适应系统”一词；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一家顶级基金管理公司的研究主管会在睡觉前阅读进化论书籍。
圣塔菲研究所的商业网络的成员是一群自我选择、思想开放的精英，他们来自世界上一些最大、最具前瞻性的公司。这个网络的成员所归属的研究小组已经从1992年最初的5家，发展到目前的45家。这让他们有机会与圣塔菲研究所的科学家建立联系并互动，以寻求自己在公司中使用圣塔菲研究所研究的方法和洞见的途径，同时圣塔菲研究所也可以从新思想的涌入中受益。
这也正是迈克尔·莫布森每天都在思考的一个观念。作为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首席美国策略师，他的任务是以创记录的速度吸收和消化数据和信息，然后将它们雕琢成银行投资团队和客户可以使用的信息。这不是仅仅为了给他们自己某种启迪或印象，而是为了击败市场并赚到钱。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是在1997年加入圣塔菲研究所商业网络的。莫布森将圣塔菲研究所的核心概念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即首先将资本市场视为复杂的系统。他从研究布莱恩·阿瑟的收益递增理论开始，然后不断扩大他的研究范围，吸收他能吸收的一切复杂经济学思想，包括来源进化生物学和网络理论等领域的洞见。
莫布森深情回忆他与圣塔菲研究所相知相遇的那一刻。1995年，他和比尔·米勒一起去看棒球比赛。米勒告诉莫布森，他必须加入圣塔菲研究所的商业网络。在米勒的领导下，美盛公司一直都是圣塔菲研究所商业网络的成员，而米勒也接受了圣塔菲研究所研究者宣扬的许多理论。
美盛基金管理公司的研究主管丽莎·拉普阿诺最初对米勒寄给她的进化生物学和网络理论方面的书籍十分困惑，但不久后，她就参加了圣塔菲研究所商业网络会议。很快地，她发现金融与科学之间的距离缩小了。她开始应用从圣塔菲研究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因为你不能用线性的方式思考，”她说，“我们学到的是将市场视为一种适应机制，我们需要寻找非传统的工具，我们需要开发一套不同的思维模式来思考市场、公司和经济。”
拉普阿诺特别提到“随机搜索”这个概念。想一想蚂蚁的行为方式，它们有一套简单的关于如何出去寻找食物的规则。一只蚂蚁会跑到一边，看看另一个地方，这可以增加蚁群的整体稳定性。“当我们自己做研究时，要记住，我们需要到处去看看，要做到这一点可能很简单，比如说你输入一个错误的股票代码，这时你与其马上继续改出正确的股票代码，不妨停下来看看那家公司。”类似地，美盛已经将“弱关系”理论纳入他们的经营理念。“研究表明，人们是通过社交网络找到工作的——通常不是通过他们的朋友，而是通过他们朋友的朋友，”这就是所谓的弱关系。
“我们试图寻找促成事情发生的联系，”拉普阿诺说，“因此，我们参加的很多会议都不是投资会议。”基于“弱关系”理论和更一般的网络理论，美盛基金管理公司将一些办公室空间转租给一家对冲基金，押注他们可能会从这种联系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被美盛基金管理公司研究者接受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也许同时也是最简单的观点之一，但它正是圣塔菲研究所的所有的工作基石之一：“我们认为市场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有无数的行为主体，有知识的目标和各种过度的行为，”拉普阿诺说，“回归是困难的，你必须有一个坚守不变的哲学，同时你必须有一个适应策略，我们需要适应。”
■ 商业网络：一个巨大的知识源泉
拉普阿诺每年都参加圣塔菲研究所商业网络会议。她说，“你可能会坐在一个来自礼来公司的人旁边，学到一些你以前不知道的制药知识。”这个人就是礼来公司的副总裁阿尔菲斯·宾厄姆。宾厄姆也从圣塔菲研究所收集无数信息，然后筛选出一些，纳入他在礼来公司的工作中。他想办法让这个原本难以驾驭的行业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五年来，宾厄姆一直活跃在圣塔菲研究所的商业网络中，他认为它帮助他重塑了思考企业问题和应对挑战的框架结构。他说：“这让我看到了，如果囿于传统观点的话，可能根本看不到其他可选方案。”
在实践方面，利用圣塔菲研究所建立的联系，礼来将基于主体的建模纳入了它的研发过程。例如，与埃里克·博纳博的生态系统（Icosystem）公司合作开发建模软件，帮助该公司跟踪研究进展，并更好地了解收入流。同时在理论方面，宾厄姆受到圣塔菲研究所的许多科学家的理论影响，比如斯图尔特·考夫曼和戴维·斯塔克。前者著有《科学新领域的探索》和《宇宙为家》等，后者著有《不谐之音：经济生活中价值的重新诠释》。
宾厄姆本人也是一名科学家，拥有斯坦福大学有机化学博士学位。宾厄姆是参与圣塔菲研究所的商业网络的理想高管。长期以来，他一直致力于将技术融入研究过程。他认为，圣塔菲研究所商业网络成员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找到复杂性原理的更广泛应用，从而更充分地挖掘这门科学的潜力。他说，许多公司都需要开发许多应用程序，而不是仅仅限于使用基于主体的建模程序。今天，礼来公司能够从一大批药企中脱颖而出，成为医药企业中第一家上破万亿美元市值的上市公司，不是没有原因的。
全球著名的农机巨头迪尔公司以及它的技术顾问罗杰·伯克哈特更是在与圣塔菲研究所的联系中获得了巨大的收获。当然，在1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也在为圣塔菲研究所增光添彩。迪尔公司是在1992年加入这个网络的，伯克哈特解释说：“我们已经开始将遗传算法应用于装配流水线调度了，而且还对适用于制造业和投资交易的自适应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入商业网络两年后，迪尔公司将伯克哈特“出借”给圣塔菲研究所。于是他在克里斯·兰顿的Swarm 仿真平台团队中工作了半年多，当时该团队正在开发现在非常著名的基于主体建模和仿真平台Swarm，用于对自适应行为主体的交互建模。
在某种意义上，伯克哈特已经成为一个计算机建模的传导者。他自己的许多项目致力于探索如何让更多的人和组织利用共享计算机模型，包括在产品设计和农业生产等领域。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将来自机器的地理空间数据与农业生产记录相结合，为农民制定种植计划。在这样一个项目中，会有许多合作伙伴来帮助农民制定和执行计划。从各种投入品（种子、化肥和化学品）的供应商，到农业顾问，再到产品营销渠道。
现在，圣塔菲研究所商业网络已经在本质上变得越来越互惠了。它的演讲者来自各个不同行业——制药、航空、制造、汽车、国家实验室和高科技企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学习如何利用复杂适应系统研究的工具来帮助他们自己的企业。最近被任命的圣塔菲研究所所长鲍勃·爱森斯坦表示，这种双向思想交流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指出，圣塔菲研究所要研究的许多问题也都是商界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向成员们学习，就像他们向我们学习一样。他们的意见对我们很有价值。事实上，有时候他们想解决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这真的是一条双向通途。”
圣塔菲研究所访问研究员何塞·洛博说，圣塔菲研究所的研究者和研究所的领导层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商业网络是一个很大程度上仍未被开发的巨大知识源泉。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子是发生在“生物学启发下的软件设计”领域，那是一个由圣塔菲研究所研究者沃特·丰塔纳和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物理学家安·布沙尔合作开展的项目。
圣塔菲研究所及其商业网络都是非常年轻的组织。对于这个商业网络来说，持续增长的核心是接受复杂性理论作为商业应用的有效工具。也许有点令人奇怪，似乎是互联网的泡沫及其破灭以及持续低迷的经济为圣塔菲研究所层出不穷的新思想和前沿研究打开了大门。正如莫布森所说的，“在复杂性的研究中确实有潜在的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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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拜因霍克批评经济学“从来没有提供一个关于进步的好的理论”。他认为原因在于，从根本上说，进步是一种进化现象，但是传统经济学的均衡系统不存在进化，通过圣塔菲研究所为我们提供这种视角，可以创建一种真正的进步科学，从而实现对经济价值的演变以及经济如何影响人们生活的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说，就他个人而言，通过阅读跨物种文献和与同事交流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它们并没有真正穿透经济学的高墙。所以，在圣塔菲研究所已经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一长串领域之外，他还认为应纳入更广泛的跨物种视角、更广泛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视角，将更多的心理学洞见融入经济学，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有效的。
为此，圣塔菲研究所外聘教授多恩·法默已经乐观地预见，虽然复杂经济学目前仍处于经济学边缘，但是它最终必将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学的未来和复杂经济学的未来是合为一体的。未来的经济学将不可避免地向复杂经济学发展。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历史时刻能够提醒我们，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比我们任何人在几个月前想象的都要复杂得多。好消息是，我们已经开始开发出我们需要的工具来更好地理解并驾驭复杂性之美了。复杂经济学（包括应用复杂性网络）的巨大进步将会从其他来源涌现，而推动巨大变革的最大力量首先来源于商业领域。复杂经济学方法有可能提供更好的预测和更好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