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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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历史”？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的《历史是什么？》（1963）给了我们答案。他在这本书中指出了历史的核心命题：历史是“与现实不断的对话”，历史学家对事实的选择与解读受时代影响十分显著。
根据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理查德·埃文斯的叙述，卡尔并不是一位职业历史学家。他没有历史学方面的学位，也没有在任何一所大学历史系教授过历史。学生时代的卡尔在剑桥大学听到一位教授说，希罗多德关于波斯战争的叙述是由希罗多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态度塑造的。这让卡尔“第一次理解历史究竟是关于什么”的问题。
一战前，卡尔在剑桥大学研究的是古典学。卡尔在1916年毕业时直接进入英国外交部，一待就是二十年，他利用闲暇时间研究、撰写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和思想家的传记。
卡尔在1950~1978年主要从事其重要历史著作《苏俄史》的研究。那时，他面临一些关键问题，诸如“因果关系与偶然性、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个人与社会、主观性与客观性”之类的问题，而这一切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智力领域。1950年，他在里程碑的著作《苏俄史》第一卷即将出版之际大胆地宣称，“客观的历史并不存在”。
■ 落入深渊的非历史事实
早在1953年，卡尔就洞察到：“当代的历史哲学家——在客观决定主义的危险和主观相对主义的无底深渊之间这一危险边缘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也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意识到历史中因果关系的本质并不逊色于科学中因果关系的本质，意识到似乎他越想紧紧把握历史，则离他所领会的东西就越远。历史哲学家忙于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
历史最棘手的事情是偏见似乎为历史的一个基本因素——即使在最好的历史中也是如此。事实上，就如人们时常所说，事实并不能“为自己说话”，或者说，如果它们能“为自己说话”，那也是历史学家在决定着哪类事实可以说话——历史学家不能够把发言权赋予所有的事实。所以，最好的历史学家是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而不是那些没有丝毫偏见的历史学家——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历史学家。
卡尔坚持历史学家的独特功能。他认为，作为历史学家不能判断，只能解释。历史学家总是在寻求过去的意义与模式。虽然历史从不重复自身，但历史呈现着某些规律性，允许某种概括，这可以当做是未来行动的指南。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中因果关系的合理秩序，目的是要解释发生的事情。
卡尔早已认识到，当人们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时候，他们时常学到的是坏的教训，而不是格奥尔格·黑格尔所说的“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历史对未来发展和未来事件的预测是非常拙劣的。历史学家不能用概括和模式来预言未来，因为在概括和模式之外总是存在一些例外。概括越宏观，例外存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优秀的历史学家不仅要使自己投身于想象的未来去超越自身的限制，而且要认识自身的偏见和本质去超越自身时代的限制。
什么是历史事实？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更加仔细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根据通常的看法，有一些基本的事实，这些事实对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相同的，因此，可以说这些基本事实构成了历史的基本框架，比如，黑斯廷斯战役发生于1066年这一事实。然而，历史学家主要关心的并不是这些事实。构成这些基本事实不是依据这些事实的本身的任何特性，而是依据历史学家“先验的”决定。因为只有当历史学家要“让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说话或者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历史学家对事实有所选择。而“事实”就会落入非历史事实的深渊之中。
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在雅典公民看来是怎样的，我们知道得很多。可是，在斯巴达人、柯林斯人、底比斯人眼中的雅典是怎样的，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波斯人或者说奴隶，或者说那些居住在雅典的非雅典公民是怎样看待雅典的了。我们关于雅典的印象是为我们预先选择好的，预先决定了的，而且与其说是偶然事件决定的，不如说是由人决定的，这些人有意无意之间受一种特定观点的影响，而且认为支持这一特定观点的事实是值得保存的。所以，我们由此可以推断，我们所读的历史尽管基于“事实”，但严格地说，根本不是事实，只是一系列已经接受下来的判断。
牛津大学哲学家、历史学家罗宾·柯林武德是20世纪对历史哲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唯一的英国思想家。他的代表作《历史的观念》出版于1945年。他认为，历史哲学所关注的既不是过去本身，也不是对过去的思考这一本身，而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即历史学家所进行的探究以及历史学家所探究的过去的一系列事件。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死气沉沉的过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活跃于现实生活中的过去。不过，假如历史学家不能理解一个过去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思想，那么这个过去的行为是无生命的，对历史学家而言是没有意义的。
“一切历史是思想史”，“历史就是一个对这种思想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以自己的观念重新加以组织的过程”。历史学家以自己的思考重新构建过去的过程取决于经验证据。但这本身也并不是一个经验的过程，也不能仅仅只是陈述事实而已。恰恰相反，这种重构的过程支配着事实的选择与解释，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使事实成为历史事实的过程。柯林武德揭示了某些曾为人所忽略的真理。
■ 偶然事件折射历史规律
历史研究是一种因果关系的研究。历史学家在不断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时，只要他希望得到答案，他就永不停息。伟大的历史学家就是伟大的思想家，是能对新事物或在新背景下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的人。历史坚持接受的原则是按照因果的先后次序来整理过去的事件。
当历史学家面临着他必须回答事件的原因时，他通常会在同一事件中找到几个原因。经济学家马歇尔曾经写道：“必须用一切可能的办法警告人们注意，只考虑引起行动发生的一种原因……而不考虑其他的原因，但其他原因的后果却和这一原因混合在一起。”考生在回答“为什么革命发生在1917年的俄国？”这一问题时，仅回答一种原因，如果他幸运的话，也只能得到一个三等成绩。历史学家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回答问题。如果考生回答问题仅满足于一个接一个，罗列十几个俄国革命原因并仅止于此，或许他能得到二等成绩，但几乎不能得到一等成绩。
真正的历史学家，会把这些原因归类并梳理为某种顺序，确定这些原因在这种顺序中的彼此关系，或许也会决定将哪一种原因或哪一类原因当作主要的原因或全部原因中的原因来“穷究到底”或“归根结底”。这就是历史学家对问题的解释。历史学家以提出原因而著称。爱德华·吉本把罗马帝国的衰亡归结于蛮族的胜利和宗教的胜利。19世纪英国辉格主义历史学家把英国强权繁荣的兴起归结于体现着宪法自由原则的政治制度发展。
伟大的物理学家亨利·庞加莱注意到，科学在向“多样性、复杂性”前进的同时，也在向“同一性、简单性”前进，这种双重的、显然又是矛盾的过程是知识的必要条件。这也正好符合历史。历史学家通过扩展和加深研究而不断堆积的越来越多的有关“为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当伯特兰·罗素评论说，“科学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是我们进一步远离那粗糙的一致性，这种进步首先使人注意到前提和后果之间更大的差异性，并且使人注意到被认为是相关的前提因素在不断扩展着更大的范围”时，他实际上在精确地描述历史中的情况。
所谓的“决定论”是一种信念，即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个原因或一些原因，除非某事中的一个原因或几个原因发生了变化，否则不可能以别的形式发生。决定论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所有人类行为问题。任何事情都有原因，这个道理是我们理解周围将要发生事情的能力的一个条件。弗兰茨·卡夫卡小说可怕的特性就在于没有什么事情的发生是有任何明显原因的，或没有任何可以确定的原因：这导致人性的彻底崩溃，后者建立在事件都有原因这种假设基础之上，可以确定有足够的原因在人的内心世界建构出一种今与昔有效连贯的模式，作为行动的指南。一般说来，如果人们假定人的行为不是有可以确定的原因决定的话，日常社会将是不可能的。
历史学家相信人类行为有其原因，一般来说，这些原因是可以确定的。像日常生活一样，如果不做出这种假设，历史将是不可能的。研究原因是历史学家的特殊作用。这或许被认为赋予历史学家对人类行为的已确定的那方面有着特殊的兴趣：历史学家并不是意志自由。历史学家也不必被必然性问题所烦恼。像其他人一样，历史学家有时也沉溺于语言修辞，当他仅仅想对几个因素同时发生就会使人认为他特别强大而要做出解释时，他会说这事的发生是“必然的”。就像卡尔所写的，1917年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和东正教会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
实际上，当事件发生之前，历史学家并不能假定事件是必然的。历史学家总是讨论事件参与者可以得到的两者择其一的道路，并假设选择的机会是开放的。而实际上，历史中没有什么是必然的，如果以其他的形式发生，那么前因必定是不同的。所以，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最好不再使用“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不可逃避的”，甚至是“无法逃避的”这类词语。这样的话，历史将会死气沉沉。
从总体上看，历史就是一连串意外，一系列由偶然巧合决定的事件，最终可把历史归结于那些最偶然的原因。阿克兴西战役的结果不是由于像历史学家所通常假定的那类原因，而是安东尼对克列奥佩特拉的眷恋。女性的美貌与男性的眷恋之间的关系是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最正常的因果关系。
当希腊国王亚历山大被宠物猴子咬了一口而于1920年秋天去世时，这个偶然事件触发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温斯顿·丘吉尔爵士评论说，这只猴子的一咬使25万人丧生。历史上那种所谓的代表着因果关系的偶然事件妨碍着历史学家主要关注研究的那种关系。两根不受约束的原因锁链会相互碰撞。整个历史进程是通过偶然事件来折射历史规律的。以生物学的语言，我们或许可以说，通过偶然事件的自然选择实现了历史规律。
■ 一种进步的科学
阿克顿勋爵在1896年有关《剑桥近代史》计划的报告中把历史当作是“一种进步的科学”。他在《剑桥近代史》第一卷导言中写道，当我们撰写历史时，一定要把人类事物的进步当做是科学的假设而贯穿其中。
格奥尔格·黑格尔把历史和自然分为进步的、不进步的，从而使他遇到困难。查尔斯·达尔文通过把进步等同于进化，似乎消弭了所有困境：像历史一样，结果证明自然毕竟也是进步的，但这却为更大的误解开辟了道路。这是通过把社会的遗传性（进化的源泉）与社会的获得性（历史进步的源泉）相混淆而造成的。
由遗传而引起的进化要经过几千年或几万年才能测量到。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还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可以测试的生物变化发生在人身上。在每一代人身上都可以衡量的获得新的进步。作为理性生物的人，其本质是他通过积累前辈经验来发展自己的潜在能力，通过学习，并把自己的经验与前面各代人的经验结合起来，于是他思维的有效性增长了好几倍。为生物学家所否认的获得性特性的传授正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历史是通过一代代获得性技巧的传授而进步的。
但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进步想象为一种限定的开始或限定的结束。我们或许可以把文明的诞生当作是假设的进步起点。实际上，文明并不是一种创造，而是无限发展的缓慢进程，这期间会时不时地出现壮观的跳跃发展。我们不必烦扰于进步或文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阿克顿把作为事件进程的历史想象为向自由的进步，把作为这些事件记录的历史想象为对自由逐步获得理解的进步：这两种进步携手并进。
没有哪位神志清楚的人愿意相信这样的进步：在一条连续的直线上前进，而这中间没有倒退、偏离和间断。可见，即使是最严重的倒退，对这种信仰也不必是致命的。很显然，有倒退的时代，也有进步的时代。然而，假设倒退之后前进将会在同一起点或沿着同一道路重新开始，这是鲁莽的想法。黑格尔的4种文明，汤因比的21种文明，各种文明都要经过兴起、衰落、崩溃的循环理论，这类方案本身毫无意义。进步象征着这样一个观察到的事实，用来促使文明前进的那股进步力量会在一个地方消失，后来又会在一个地方恢复，因此，我们在历史之中所能观察到的任何进步不管在时间还是空间上肯定都是不连续的。
进步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着对所有人都是同样的、同时的进步。对一个群体似乎是衰落的时期，而对另一个群体似乎是一个新发展的肇始。卡尔赞同以赛亚·伯林爵士的说法：“进步和反动，不管人们如何滥用这些字眼，它们并不是空洞的概念。”历史的先决条件是人是能够从前辈经验中获得教益的，和自然界进化不一样的是，历史中的进步依靠的是获得性财产的转让。这些财产既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人的控制、改变和利用环境的能力。实际上，这两方面的因素是紧密联系、彼此作用的。相信进步并不意味着相信任何自动的或不可避免的进程，而是相信人的潜力的进一步发展。
绝对真理这种概念不适用于是历史世界，也不适用于科学世界。只有那些最简单的历史陈述才能以绝对真实或绝对虚假来判断。在一个更复杂的水平上，比方说，历史学家对前辈任何一位历史学家的断语提出质疑，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把这一断语指责为绝对的错误，而是指责为不恰当、片面或误解，或者它是被后来的证据弄成了过时或与本题无关观点的场。说俄国革命是由于尼古拉二世的愚蠢或列宁的天才而引起的是完全不恰当的。
历史中绝对的东西并不是过去的、我们从那里开始的某种东西，也不是当下的某种东西，因为所有当下的想法都不一定是相对的。它仍旧是某种还没有完成的事情、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某些事情——我们的未来正朝向前进的某种东西。只有当我们向它前进的时候，它才开始成形，而且当我们前进时，我们是根据它逐渐形成我们对过去的解释的。这就是宗教神话背后的世俗真理：历史的意义只有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才会揭示出来。
历史是成功者的记录，而不是失败者的记录。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显然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历史学家把那些已经发生的力量拖曳到显著的位置，而把那些被获胜力量吞没的力量推到后台不显著的地方。从而对现存秩序赋予“一种必然的现象”。有时，失败者对最终结果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就像胜利者的贡献一样。今天明显的失败或许可以证明会对明天的成就做出巨大的贡献。
为什么我们会对卡尔的历史观感兴趣？因为我们在这里既看到了纳西姆·塔勒布的不确定性，又看到了史蒂芬·古尔德的间断平衡。价值投资也是一部宏大的历史。我们对价值投资过去的解释、对重要事件和相关事件的选择都是随着前进中新出现的目标而进化的。我们对价值投资事实的看法是由我们的价值铸造的，通过这些价值范畴我们接近这些事实。投资中的进步是通过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而获得的。真理就横跨在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