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湛庐中探索智慧之《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
文/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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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安德森在他的《思想的汇聚》中以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反思作为文章的结束。其中之一就是卡洛塔·佩雷斯。安德森认为她在解释技术时代方面做得比任何人都多。因为佩雷斯强调，全球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距是如此微妙，以至于我们都必须努力找到更好的自我——而不是金融化的自我。佩雷斯著有《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这本书的中文版最早于2007年出版。2025年底，湛庐再次出版。
这本书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清晰的理论框架，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长周期的底层逻辑。它不仅让我们理解了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的互动规律，更提供了一种阶段化思维：在不同的技术扩散阶段，经济、金融、制度的矛盾焦点不同，应对策略也需随之调整。对于当下身处技术变革与经济转型中的我们，这本书既是理解历史的钥匙，也是指导现实的地图。它提醒我们：技术革命不会自动带来繁荣，唯有实现 “技术突破 - 金融支持 - 制度适配” 的三重耦合，才能从泡沫走向真正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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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经济范式”变革模型
根据萨塞克斯大学名誉教授克里斯·弗里曼在“推荐序”中的叙述，佩雷斯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对技术深刻变革的过程产生浓厚的兴趣。她对技术的尝试性解释爆发于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原因和后果。那时，她确信全球经济已经开始了一种长期的转型，从基于廉价石油的大规模生产经济走向基于廉价微电子产品的信息经济。
佩雷斯的研究指出，重大的技术变革不仅意味着一批新产业非同寻常地迅速成长，还意味着在长期范围内许多旧产业的新生。这些旧产业在新产业的影响下，找到了利用新技术并在组织和管理方面进行变革的方法。佩雷斯将这种涵盖生产系统的组织技术及其相互依存的关系的思维模式组合，称为“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她认为，任何技术改造只能在社会变革、政治变革和管理变革的互动与合作中发生。这意味着范式变更不仅影响企业层面的管理和组织，同时也作用于整个社会和政治规范系统，并受到后者的反作用。
所谓的范式，来自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范式》。按照库恩的说法，“范式”指的是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科学的实际发展是一种受范式制约的常规科学以及突破旧范式的科学革命的交替过程。技术革命也如是。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佩雷斯考察了以下两者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是通常被称为金融资本的那部分经济；另一方面是从产生直至在经济结构和行为中起主导作用的新技术的崛起。
佩雷斯相信，新技术早期的崛起是一个爆发式增长的时期，会导致经济出现极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因此，许多早先的预期都以失望而告终，金融投机与技术狂热及“非理性繁荣”产生的泡沫一起破灭了。新产业和新企业爆发性的兴起于一个仍被旧制度主导的环境中，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充满巨大反差的时代，许多经济学家称之为“结构性调整阶段”。佩雷斯强调了新技术的扩散过程，并称之为“导入期”。她进一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爆发阶段”和“狂热阶段”。随着新技术的扩散，金融资本极大地刺激了各种新产业、活动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使它们变得非常强大。
最后，随着政治和社会变革经验的积累，以及许多企业逐渐适应了新技术，新技术成为日常生活的“常识”，导入期的动荡状态可能让位于一个更加和谐的增长时期。佩雷斯将这一增长时期称为“展开期”，并进一步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展开期可能是一个建立在技术和制度框架彼此协调基础上的、相对稳定而繁荣的发展阶段。虽然结构性失业很可能伴随着导入期，但在展开期，许多国家会达到较高的就业水平。这一因素促使人们把展开期看作“黄金时代”或“美好时代”。在展开期的成熟阶段，就已经老旧和成熟的技术而言，其收益正在递减。一些曾经充满活力的企业和业务活动可能会开始出现发展停滞的问题。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同时观察到了收益递减的情况，而递减的收益引发了新一轮的导入期，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代的重大创新上，这些创新为工程师和金融家们展开了更为激动人心的前景。
这就是佩雷斯的“技术-经济范式”变革模型。这个模型是一种厘清和审视历史进程的方法，其目的在于阐明某些周期性的趋势。这些趋势可能现在就存在，也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和理解过去与现实。正如弗里曼的一个精彩的隐喻：一株枝繁叶茂的绿树在春夏两季是一幅美景，但冬日里落后的大树则会通过简洁而优雅的主干枝条，更多地展现出它们的生长结构和养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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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革命的演进方式
20世纪的最后25年，让我们见证了两股明显无限扩张的力量的崛起：信息革命和金融市场。许多人赞美前者提高了生产力，后者解放了推动经济发展的财富驱动力。然而，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和随之而来的衰退动摇了这些信念。
事实上，生产力的爆炸性增长和金融狂热的迸发相聚而伴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它们会推动经济繁荣并引发随后而来的信心崩塌。它们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依存；它们共享同一根源，本质上均属于系统及其运行的产物。它们产生于技术革命的演进方式，产生于巨大的财富创造潜能被经济社会系统吸收的特殊形式，也产生于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功能性分离。
佩雷斯研究发现，约每半个世纪发生的一次技术革命的全部“果实”需要经过一段时滞之后才能被广泛地“采摘”。从一组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和新基础设施首次产生影响到基于它们开启“黄金时代”或“和睦时期”往往会经历二三十年的动荡适应期和吸收期。
对于每一次技术革命，时滞均表现为不同产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增长率差异悬殊，收入分配趋势较以往恶化。在历史上，这些时代催生出最繁荣的金融市场，耀眼夺目的成功和创新与极度的疯狂和无耻的诈骗在舞台上交织上演。这些故事以最惨烈的崩溃、衰退和萧条告终，随后通过建立适当的制度释放特定技术集群的潜力，从而走向一段普遍繁荣的时期。
基于此，佩雷斯建立了“技术-经济范式”模型，用来说明为何如此，以及为什么尽管每段历史时期都有其无可置疑的独特性，某些特定的事件却每半个世纪就会发生一次。每次技术革命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创造潜力，要充分释放这种潜力，就需要每次都建立一套适配的社会-制度框架。现有的框架是为上一代技术集群的经济增长模式设计的，并不适用于新的技术。因此，在新产业和新基础设施初步建立的前几十年里，技术-经济领域和社会-制度领域之间互不匹配的状况日益加剧，而经济系统内部的新旧技术也会出现脱节。为实现经济系统再次耦合并充分释放新技术的潜力，需要创造条件重建良好的、配套的制度，但这一过程是复杂、漫长且充满社会阵痛的。
金融资本始终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它起先支持了技术革命的发展，进而加剧了技术-经济领域和社会-制度领域之间的互不匹配，由此可能导致经济崩溃。一旦在两个领域之间建立起适配的制度，金融资本又会成为新技术发展的推动力，而当一场技术革命趋于尾声时，它有助于催生下一场革命。
然而，那些研究金融和研究技术变革的经济学家之间存在严重脱节。一方面，约瑟夫·熊彼特学说的追随者们虽然可能会首先承认，重大创新的扩散必然涉及投资问题，新技术若无金融燃料就不能作为推动经济的引擎，但他们却长期忽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维度。也就是说，金融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一直被忽略。尽管熊彼特本人十分清楚企业家和金融家就像相互依赖的车之两轮，共同推动的创新发展，但上述局面一直未见改观。
另一方面，他们几乎没有关注过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实体经济，也很少涉猎技术及其与投资机会的关联。这种忽视源于以下事实：最大规模的泡沫倾向于出现在金融资本实际上已经脱离实体经济，并独自迅猛发展的时候。即便是像海曼·明斯基这样的经济学家，虽然将金融服务创新作为分析经济危机成因的核心变量，但仍然没有把已实现的各种金融创新与相关阶段特定的技术关联起来。
佩雷斯所要做的就是，力图突破传统经济学的界限，在更广阔的跨学科视角中将这两个问题交织起来。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佩雷斯采取具有特定风格化的叙述方式。它不仅是一种转述思想模型的有效方法，而且尤其适合于提出这类解释类型，其中，循环序列历史事件每一次都呈现出独特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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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事件中的循环序列
佩雷斯所谓的循环序列指的是“技术革命-金融泡沫-经济崩溃-黄金时代-政治动荡”。这个序列大约每半个世纪就周期性发生，这是基于资本主义本质的因果机制。这些机制源自资本主义制度的三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特征：①技术变革是以一系列重大创新来出现的，通过形成连续出现但互不相同的技术革命，使整个生产结构得以现代化；②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在功能性上分离，两者通过不同手段追求利润；③与迫于竞争压力的技术-经济领域相比，社会-制度框架具有更大的惯性，对变革有更大的阻力。显然，这一循环序列隐藏在各种层面的独特因素、事件和环境之下。
从18世纪末开始的经济增长已经历经5个不同的阶段，并伴随着5次相继出现的技术革命。工业革命是以机器的出现和工业时代的来临命名的。19世纪中叶人们普遍认为当时属于蒸汽和铁路时代。稍后，当钢替代了铁，科学改造了工业，钢铁和电力的时代到来了。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在20世纪20年代来临，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多的使用信息时代或知识社会等说法。
1908年的亨利·福特以低成本的T型车配备了廉价汽油驱动的内燃发动机，如同大爆炸一般开创了汽车、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消费的世界。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纽约证券交易市场被认为是推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引擎。金融天才相继涌现。在一个不会停歇的牛市上，股市和房地产上的投资几乎可以保证一涨再涨。参与者收获了巨额财富；而“非理性繁荣”则成为时代情绪。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甚至寡妇、小农场主和鞋童都把钱财投入金光闪闪的金融赌场中。于是，崩盘的到来出乎预料，之后的经济衰退和大萧条也尤为严重和持久。
这一系列事件以相似的方式爆发过三次，尽管每次都有特别之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打开了机械化世界的大门，并推动公路、桥梁、港口和运河网络的迅速扩建以支持日渐增长的贸易流动。十年后，“运河热”迸发，随后又出现“运河恐慌”。在利物浦-曼切斯特铁路线开创蒸汽和铁路时代约十五年之后，铁路公司股票引来了惊人的投资热潮，一场名副其实的“铁路热”在1847年与以恐慌和股市彻底崩盘结束。1875年，安德鲁·卡内基的酸性转炉钢厂极大地推动了钢铁和重工业时代的来临，铁路和蒸汽轮船的出现使洲际贸易和旅行成为现实，同时跨越大洋的电报和电力也出现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开始重塑全球经济。19世纪八九十年代股市的上涨不仅出现在铁路业，也扩展到工业领域；其范围不限于一国内部，而是越来越真正的国际化。最后，经济崩溃在美国、阿根廷、意大利、法国和世界其他许多地区以不同形式相继爆发了。当佩雷斯在2002年出版《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时，第五次技术浪潮的导入期以纳斯达克泡沫在2000年年3月的破灭而告终。
每次技术革命一开始都源自某一核心国家，该核心国家是当时世界经济的领袖。英国领导了前两次技术革命，美国领导的第四次和现在的第五次技术革命。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在一个复杂的三角核心区，包括至今仍有强大影响力的英国、德国和美国。尽管每次技术革命推动的发展巨潮在长期内属于世界性的现象，但变革是从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逐渐扩散的。这意味着每一次技术革命出现展开期的时间在所有国家并不相同，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推迟二三十年之久。
每次技术革命都经历了一段可能很久的酝酿期。因为很多为技术革命作出贡献的创新很可能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不能为每一次技术革命树立一个恰当的开始日期，一种合理的做法是标注一个大致的时间段。对于朝着一组新技术集聚转向了社会而言，需要出现一种显而易见的诱发因素，它既象征一种全新的潜力，又能够激发先驱群体在技术和商业上的想象力。诱发因素清楚地显示出基于相关创新的企业将在成本上富有竞争力。佩雷斯将这一事件定义为一场革命性的“大爆炸”。查明诱发每次技术革命的大爆炸的时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未来的一连串历史事件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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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雷斯在《技术革命和金融资本》中确立了一个历史参照系，寻找历史中技术与金融两个领域各自变化和互动，最终改变了当代世界的哪些基本层面。有人指出，佩雷斯的“技术-经济范式”框架是以特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的，而21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证明，这个历史前提条件正在改变和瓦解，因此“技术-经济范式”框架的核心假设面临严峻挑战。
然而，根据佩雷斯的经验，历史记录是检验模型中各种假设的实验室。在确定了某种现象可能是循环序列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后，就可以按照初步模型反复检测其是否在每个类似的历史阶段出现。按照这种方法，通过连续的近似验证方式，该过程的各种要素要么被剔除出去，要么得到修改，要么可以暂时确认下来。在某些情况下会有巨大的差异。例如，英国经济在19世纪90年代没有发生崩溃，美国在其“进步时代”时，金融居于突出地位，以及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持续时间格外长。佩雷斯坦承，建立在例证的基础上的模型需要进行大胆的程序化和思想开放的检验。而这个通用框架是否有用，还需后继者评判，而詹姆斯·安德森就受到极大的启发并影响。
佩雷斯说得好，任何以教条化的方式或僵化的方式应用于一个模型，都会有违其初衷。模型的主要价值在于，作为一种工具，它有助于梳理实际生活的丰富性，而不是改动客观事实来适应理论。例如，要想为每个阶段和时期的结束与开始都找到确切的日期，那是很危险的，因为实际上涉及的大多数过程都是彼此重叠的，并不允许如此精确的界定。当每次技术革命从一国向另一国扩散时，其扩散是不平衡的，而且在事件发生的序列上存在次序的错置。
如果无限度地滥用决定论，又会导致其在一个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变得荒谬。虽然技术在解释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它同样为社会及制度因素与经济和金融所影响，就像技术又决定着这些因素一样。正如弗里曼所表明的，任何实事求是地解释发展过程的尝试，都必须考虑到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对自主性。虽然用于解释的假设包含着不可避免的简化，但在使用这个模型分析特定历史事件时，必须始终牢记反馈回路的全部复杂性。
“技术-经济范式”模型具有跨学科性质。社会科学已经将社会现实分解为许多学科，站在其中任何一门学科的视角上看待这一模型，都会减弱这个框架的价值并违背其初衷。这个模型针对长期动态的现象，并不能解释个别现象。要分析特定的金融危机，最好采用海曼·明斯基或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模型。不过，当一次特定的恐慌发生时，可以在下述意义上使用这个模型：这个模型可以提供恐慌发生的广阔背景，以丰富我们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