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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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罗斯·索尔金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翻阅各种档案、私人信函、访谈录、回忆录以及其他文献，最终完成了《1929》这部鸿篇巨制。索尔金重构了1929年的历史图景，展示了华尔街史上最惨烈的崩盘内幕，以及它如何摧毁并重塑了一个时代。尽管距离1929年的股市崩盘已过去近一个世纪，但它依然是现代金融史上影响最深远的灾难。
■ 伪装成金融逻辑的人性故事
1929年，对很多人来说是股市崩盘的代名词，这场灾难引发的大萧条，给整整一代人留下了创伤。然而，说到底是一场伪装成金融逻辑的人性故事。风暴中的那些人——如国民城市银行的查尔斯·米切尔，还有那些操盘手、鼓噪者、吹捧者——并不是蠢材，许多人甚至是天才。摧毁他们的并不是无知，而是一种对价格只会永远上涨的确信、对新技术改写规则的坚信、对旧日的警告不再适用的执念。
实际上，每一次的金融危机绝非偶然，它们皆遵循着清晰的轨迹——真正的创新与增长带来信贷宽松，信贷宽松催生投机，投机蔓延成狂热，而狂热终将无可避免地引来清算。这其中所有的教训不在于危机不可避免，而是在于预警信号总是事前呈现，但也几乎总被忽视。正如马克·吐温所说的，历史虽不重演，但总是在押韵。
1929年的那些人物，也曾活在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年代。他们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希望、野心、恐惧和自欺欺人，亲历了那一代。但他们终究是人，而人的心理从不属于某个国家或某个世纪，群体在价格上涨时的行为模式，以及信心如何在一夜之间变成恐慌，从来都是一样的。索尔金深信，一旦我们真正经历了1929的故事，一旦我们感受过繁荣的推力、体验过坠落的眩晕，我们便会带着这份经历走下去，而我们终究会明白应该警惕什么。
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现代历史上消费经济的萌芽期，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正源于此。那时，各类令人惊叹的、新奇的、便利的商品创造了庞大的市场。人们开始购买汽车、收音机、洗衣机。但真正让各种商品可消费的终极产物，是信贷：先享受后付款。这简直像魔法般神奇。
不仅如此，华尔街推出股票信用交易，这种操作被称为“保证金交易”。成千上万的资产阶级开设了保证金账户，只需支付股票购买金额的10%或20%作为首付，剩余部分则通过借贷完成。当股市上涨时，这些收益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钱。只要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持续，债务就能像滚雪球般无限期地向未来延伸。于是，个人财富呈现爆发式增长。全美最富有的群体积累起超过1亿美元的资产，按现今币值计算接近20亿美元。美国最大企业的高管的年薪加奖金可达200万300万美元，相当于如今的3,700万5,600万美元。1923年创刊的《时代周刊》和1917年问世的《福布斯》等杂志将金融家们捧成了封面明星。富豪阶层俨然自成体系，尤其是在纽约这座孕育了史上最强大的造富引擎——华尔街的城市。
而实际上，直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股票市场仍是规模狭小、地域性浓厚的小圈子，由内部人士把持。当时的上流社会对股票买卖嗤之以鼻，认为这是赌徒与社会边缘人的肮脏勾当。绝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知道股市的日常波动。随着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美，这种局面在20世纪初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纽交所的每日成交量飙升，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在这里斗智斗勇。到了20世纪20年代，股市已成为整个经济体的动力核心。这台机器的运转已逼近极限，烧得通红发烫，吸引着美国人如飞蛾扑火般投身其中，直到它最终崩溃。
在充斥着内幕消息、独家交易、天花乱坠的推销话术和蛊惑人心的口号的狂热文化推动下，人们逐渐丧失了评估风险的能力，再也分不清良策与昏招。身处行业和政府顶层的决策者其实与普通人并无二致。他们推动着事态的发展，未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后果，很少相信最糟糕的局面即将来临。
■ “要么跟上节奏，要么被时代抛弃”
历次重大金融危机背后都贯穿着同一条主线：债务。它是一股极具乐观主义色彩的力量。债务将明日的财富提前兑现到今天，但当人们变得贪婪、透支过多时，问题便接踵而来。无人能确切知晓哪条警戒线究竟在何处，更不知当发现越界时该如何应对。此时，恐慌便成为最自然的反应，未来突然变得狭小而晦暗，连可供汲取的乐观情绪都所剩无几。
那时，就连摩根财团也开创了一种新型银行业务：通过组建投资者银团，运用高杠杆成立投机型公司。他们认为，要么跟上节奏，要么被时代抛弃。保证金贷款规模从20世纪20年代初的10亿美元激增至近60亿美元，将市场吹胀成令许多人担忧的危险泡沫。当时在美国各地，股市投机已变得普遍且有利可图，仿佛所有人都在加杠杆、押重注、齐参与。投资者只需支付10美元就能贷款买下每股价值100美元的蓝筹股。在20世纪20年代末，一年内股价翻倍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意味着即便扣除20%的高额利息，投资者也能净赚82美元，回报率高达820%。但这个游戏的前提是所有人都相信牛市永不落幕，而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并非所有的人都陷入疯狂。经济学家罗杰·巴布森从数据中已经看到了不同寻常的信号。他决心拉响警报：市场正对经济中不断积累的风险视而不见。巴布森指出，过去一年中40只龙头股的股价上涨了42%，而下跌股票的数量却在持续增加，与市场的乐观情绪形成对冲。但是，没有人理会他的“胡言乱语”。
华尔街及其在商业方面的媒体盟友更青睐欧文·费雪的乐观展望——这位耶鲁大学教授被《洛杉矶时报》称为“全美顶尖经济学家兼市场研究权威”。欧文·费雪宣称：“股价并不虚高，华尔街也绝不会遭遇崩盘之灾。我们正身处一个繁荣昌盛时代，因而企业与个人的盈利能力都在持续攀升。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规模生产和世界前所未见的发明创造——工业巨头们建立的庞大研究实验室，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催生出真正有价值的创新成果。”
一直到10月15日，欧文·费雪还继续展现着毫无保留的乐观态度：“股价已经达到了看似永久性的高位平台……我认为不会很快，甚至永远不会出现像空头预测的那种从当前水平暴跌50点或60点的情况。我预计未来几个月股市还会大幅上涨。”数日后，他进一步阐述其观点：“即便在当前高位，股价仍未完全反映其真实价值。”
杰西·利弗莫尔那时还非常清醒。在经过股市屠杀后，记者追问他“股价为何持续下跌”时，利弗莫尔断言市场估值趋高，股价已“膨胀到荒谬的程度”。当记者反驳称，根据欧文·费雪教授的分析，当前股价仍处于合理区间时，利弗莫尔反驳道，“市场永远不会静止不动。它的波动就像大海，既有积累的浪潮也有抛售的浪涛。市场不会告诉你何时犯了错。所以还是让市场自己说话吧，不管有没有大学教授的帮忙。”
利弗莫尔曾荣登《时代周刊》封面，其生平故事稍作虚构处理后被华尔街记者埃德温·勒菲弗写成了1923年风靡全美的小说《股票大作手回忆录》。那时，无论股市新手还是老手都争相抢购该书，希望能从中找到轻松赚钱的锦囊妙计。而利弗莫尔给所有人的第一条忠告却是：“不要轻信股票消息。”为了参透市场规律，利弗莫尔研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荣格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试图破解潜意识之谜。他告诫市场参与者“不要每天交易。一年里真正值得你出手的机会可能就那么四五次”。他显然已经看到，股价的涨跌不仅仅取决于公司盈利或亏损，更多时候它反映的是群体心理的博弈。正如利弗莫尔常说的那样：“这个游戏教会了我游戏的规则。”
■ 有人建起丰碑，有人隐入尘烟
1929年的股市崩盘的后果极其严重，直接导致了“大萧条”。当时失业人数激增至近3倍，从300万人飙升至800多万人。全美1/4的工厂工人失去工作。超过1300家银行倒闭，挤兑风潮几乎像传染病般蔓延开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萧条中，有人建起丰碑，有人隐入尘烟，有人甚至走上绝路。
伯纳德·巴鲁克在1929年财产最高值可能在2200万元至2500万美元之间，留下来的物业价值超过了1400万美元。他在最狂热的时刻心存警惕，清仓离场，到南卡罗莱纳州的种植园打猎。“群众永远是错的”是巴鲁克投资哲学的第一要义。他很多关于投资的深刻认识都是从这一基本原理衍生而来的。他提出应该注意投资对象的三个方面：第一，它要拥有真实的资产；第二，它最好有经营的特许优势， 这样可以降低竞争，其产品或服务的出路比较有保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投资对象的管理能力。巴鲁克告诫道，宁肯投资一家没什么资金但管理良好的公司的股票，也别去碰一家资金充裕但管理糟糕的公司的股票。他所写的《在股市大崩溃前抛出的人》现在也成为一部经典。
曾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也热衷于投机。他在1929年股市崩盘造成的亏空足足达到7.5万美元。他花了数年时间才从股市崩盘造成的财务损失中恢复过来。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实际上处于破产状态，成为他永久的“纽约梦魇”。
欧文·费雪的财富则从1000万美元下降到负50万美元，最终接近负100万美元。这场灾难不仅摧毁了他的个人财富，还让他背上了巨额债务。1934年，耶鲁大学买下了他昂贵的住所，并以终身租赁的形式租回给他。虽然1933年到1937年，道琼斯指数开始猛涨，最高至194点。但欧文·费雪再也没有机会了。此后，他依靠亲戚接济生活。1947年，他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仍有75万美元债务未曾偿付。
“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在1930年认为股市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股市即将反转。他买进从价值评估上看“非常便宜”的好股票。为了获取更大收益，他加上了杠杆——利用保证金进行操作。到1932年7月，格雷厄姆管理的基金累计亏损达到70%，濒临破产。痛定思痛，格雷厄姆认识到，价值投资的核心，不是“找到便宜货”，而是“在极端悲观中活下来”。1934年，他和戴维·多德合著出版了价值投资的“圣经”《证券分析》。这部巨著界定了“安全边际”的内涵，所要传达的核心思想是：“投资的第一原则是永远不要亏损；第二原则是永远不要忘记第一原则。”
“成长股之父”菲利普·费雪（与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没有任何关系）曾经准确预测到过1929大萧条，但他认为主要危险在于那些被过分高估的股票。他买进了几只市盈率很低的股票，却亏损了70%以上。他从这个经历中得出了两个教训：第一，低市盈率并不是投资的保障；第二，即使预测得再准确，也没有什么用。多年以后，他出版了《怎样选择成长股》，确立了成长股投资的基本原则：投资的目标应该是长期持有优质股票，并且关注股票的增值潜力。他主张投资者应该寻找那些有强劲成长潜力和领先优势的公司，将资金长期投入这些公司的股票，从中获得稳定的收益。
■ 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1929年的股灾能否避免？简单来说，答案是可以的。在投机浪潮失控之前，本有无数次机会踩下刹车。但若深究，这需要未卜先知的能力——既能看到短期暴利的诱惑，又能遇见长期灾难的降临，而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股市暴跌再来的灾难不仅限于崩盘期间，更贯穿了之后整整10年，这场灾难让无数美国人承受着难以言说的痛苦。这不仅使他们远离股市，更让以股票买卖为生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而那些将市场推向云霄的力量——乐观主义、勃勃雄心以及相信未来会无限美好的信念，并未永远消失。它们从来都不会真正消亡。
归根结底，1929年的故事无关利率和监管，也不在于做空者的机敏或银行家的失误。它关乎某种更为永恒的东西：人性。无论发出多少警告，制定多少法规，人们总能找到新的方式相信好时光永不落幕。人们总能把希望包装成笃定。而在这场集体狂热中，人类总会周而复始地失去理智。
真正永恒的教训并非如何防止狂热或完全规避萧条。我们必须铭记，人类是多么容易健忘，面对非理性的狂热，解药不在监管本身，也不在于怀疑，而在于谦逊——那种明白没有万无一失的制度、完全理性的市场，也没有哪代人能避免的谦虚。爬得越高，摔得越惨。越确信无疑，跌落就越漫长、越痛苦。
1929年的故事正是对欧内斯特·海明威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中名句的回应：“你是如何破产的？”他笔下的人物回答道：“分两步走，先是渐渐衰败，然后突然崩溃。”遗忘的代价永远高于记忆的代价。在1929年受苦最深的不是那些明知风险仍掷下骰子的投机者，而是那些普通家庭，他们相信被告知的一切，却直到为时已晚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曾以为自己正在建造一个新世界。从许多方面看，他们确实做到了，但他们未能看见脚下的裂缝，直到地面坍塌。而我们拥有他们的经验可以借鉴，问题只在于，我们是否会用。